一个战争的国家他依靠的是军队，狂热的国家，宗教是影响，经济崛起的国家，寡头带起力量，一个富强的国家要靠教育的崛起，这是人本创新的制度。

　　有人说在文明社会当中没有哪一个行业像教育这样顽固的抵制改革。但是郑永言的文章说中国语的三大败笔，他说高效盲目的合力，这是实施，学校办的没有特色，这也是事实，教育乱收费这也是事实，我们乱收费高达2000多亿。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对待他所提出的问题呢？因此我们要下决心建立一种制度，教育要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你要想想教育给大家提供了什么，教育要计算投入产出，教育要讲究价值规律。

　　最近杨东平教育改革要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正是因为制度的重要，才导致了我们今天这种人才培养。当我们谈制度的重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谈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美国强大，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我告诉各位全都是制度所为。美国的强大不是华尔街，不是军队而是他的制度。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评选总统的制度，大家知道布什和克里的竞选，克里专门挑布什的错，因为他们的制度就允许他这样。

　　比如说韩国历任的总统都没有好的下场。现在的总统刚刚遭到谈和，还不错现在上来了，就是因为他的制度有约束的机制。前天我看中央电视台出了一个主持人道德法，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约束主持人的，而是应该约束国家领导人的，这个怎么出现了应该是制度。

　　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勤劳，但是中国人却勤劳而不富有，什么原因也是制度，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例如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的运动，我就是这一代人。制度这一切都是制度作所为。

　　看来国家的强弱还是制度。因为制度不健全，所以你儿子的结婚动用了海军的军费。我们要培养主流社会适应世界竞争的人才。

　　无论是职业校长，还是教育MBA的经营校长，我觉得你就宏观大局思想应该有五种制度的建立。

　　大家看大字幕我不说了，还要有微观层面制度建立，这些制度的建立对学校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以往各位的教育家之所以成为家，就是从制度做起。因此我说教育制度为本，立本而生道。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方法论。同志们，责任是使命，制度的道，承诺是以人为本，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因此我感到我们教育要培养适应时代的人才，要建立现代化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我们才能产生教育家。

　　我们现在的职务型的校长顶多是一个大管家，你的思想没有办法发挥，无论是一个会议一个局长讲一个事儿，还是副局长讲，你哪个事儿都要办好，没有教育人的根本的目的。

　　我已经讲了快50分钟了，我本来想半小时讲这个问题，我谈第二个问题。

　　教育文化力。我们说了酒有文化，茶有文化，甚至厕所都有文化，企业也有文化，因此我们感觉到传播知识的教育必须讲文化，我们谈文化是为了给大家一种文化力。什么是教育文化，我把教育文化分成了五种。就是学校文化，反映教育总的目标，育人取向文化是特色，校长文化是魂，教师文章是保障，校园文化是动态和静态的，我们谈文化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评价一个学校的培养方向他往往从校训上表现出来。我注意到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很有远见，会后他们要评校训我认为校训他是独有的育人取向，不是口号。因此他将产生凝聚力，穿透力。比如说家训，我在陕西做报告的时候，我参观了一个村子，这里面有一个家里面出了48位宰相，7品以上的出了300多人，就是遵循了他的家训。校训对办学的理念，人才的培养是一种概括，因此他是留给学校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名片。

　　既然如此校训分成几种呢，我分四种，一理念类，这种重在弘扬办学的理念和精神。比如说南开中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比如说国外的学校西点军校的校训，荣誉，责任，国家。这个校训适合人才的培养。今天我不好跟大家详细的解读。这个学校也特别的精采。比如说温州中学的，英奇匡国，作盛启蒙。这个校训是朱自清给提出来的。第二种专业特色类。比如说现在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一位老学者提出来的。这是他40多年这样一种体会，第三种经典传统类，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很多的复旦大学的，中山的这个多了我不一一解读了，我重要的说第四种。口号类，这种没有特色的体现，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最多，比如说西安中学的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等等。这些口号不是校训。我说这些都是我走过的学校。

　　总之要根据办学的精神和规模，提出一个指向，不要类同，不要表面化，这是我谈的教育文化理念当中重要的校训。我们谈文化重要一条就是校长文化。就这个问题我谈一所学校，因为我在全部的授课当中，我更多的是案例说明问题。蔡元培先生所提的校长文化对我们的启示。大家都知道他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哪位知道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谁。恐怕北京大学换了几十位校长大家都忘了，甚至现任校长换的特别的频繁，我不记得，我告诉你所以我知道阎浮。但是我们更多的想起来的是蔡元培，因为他的文化，育人的理念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北京大学最早是清政府的教育机构叫做国子监，后来叫京师大学堂，他当校长的时候已经是第5任了，也就是说前面四位没有把这个学校搞好，或者说没有把经历放在这上面，蔡先生来了以后，先搞了一个育人取向。这里面有学校制度又有学术制度又有取向制度。

　　1916年底蔡先生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一个电报把他招的回来，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办私塾，已经非常的有名了，有人劝他你不要去。当时的北京大学名声不是很好，他的学生不是学生是老爷，这些老爷聚集在北京大学不是为了学习一种知识，而是聚集一种升官发财的氛围。所以蔡先生来的时候首先要改变制度，他到学校第一天就向学校门口老头的深深的鞠了一躬，说老先生让我进去，我是新任的校长蔡元培。老头听了吓了一跳，这些学生都是老爷，校长怎么给我鞠躬了，变了。因此他提出了学校的16字育人取向，就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多位精英被他选进了这所大学。比如说李大钊，让他做了图书馆的馆长，让他做经济系的教授。比如说陈独秀做了中文系的主任，他来了时候说了大量的反对意见，是典型的共产党者，他说服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