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你不是说我的笑容优美吧？

　　俞：他是一种真诚，你知道吗？这个，后来我分析了一下，是源自于两种文化的不同，比如说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主。那么个人主义为主的特点是，要保护个人的所有的权利和在这个社会中间的舒服状态，然后就不得不要求整个社会面对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都必须有同样的服务、同样的标准，以及让人感到同样的舒服。那么在中国呢，是一个团体主义，所谓的团体主义，还不是整个社会一统天下的团体主义，比如说我跟小平很熟悉，所以两个人一见面，我们的笑容就非常地真诚和灿烂。

　　徐：对，对，这个挺好。

　　俞：这个是挺好，非常好，但是如果把这种笑容和灿烂，扩展到你不认识的人身上，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到商店向服务员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不管是私人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是大的航空公司，还是小的单位，你就会发现如果他不认识你的话，他通常这个脸色并不是一种以朋友的亲切的脸色来向你问候的，尽管他有时候有笑容，但是你觉得是比较僵化的。

　　徐：我1996年出国就有这个经历，就是到国外的头几天，我在那儿走路，街道上的人跟我打招呼，吓我一大跳，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是呢，人家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反应了你所说的那种情况。

　　俞：你说得非常正确，我也有这种经历。在中国有的时候感到，在外面不认识的人你跟他打交道有受欺负的感觉，比如说你到政府某个机关去办事，公事公办那种脸色是很难看的。那么我在国外的时候，也到国外的政府机关去办过事情，他们很少有这种公事公办的脸色，尽管他也官僚主义，有的时候程序甚至比中国还长，但是呢，你被接待的时候你感觉到还是比较舒服的。

　　徐：你讲了一个公共秩序问题，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友善问题。再举其他例子，再讲几个侧面，我们出国学到的都是——我顺便想插一句，在国外碰见人家跟我打招呼很亲切，结果回到国内我也学，我跟不认识的人一打招呼，人家吓着了，说你干吗？这个课外的东西也不能瞎搬回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俞：其实你刚才说的话题我可以接着讲一句，因为我在国外走的时间多了以后，学会了不自觉地跟人说“你好”、“再见”等等这样比较亲切的语言。有的时候我发现，比如说我进出海关，或者跟某个人打招呼的时候，确实对方有点吃惊，而且常常有不理我的情况出现。那么后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不管对方理不理我，我都要说。因为理由很简单，我不能因为对方不理我，我就不说了，这样的话我也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这就很糟糕。因为文化是像传染病一样，通过不断的传播，最后才形成一个气氛的，所以说是一种感染、一种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