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东西确实存在，就是说留学生带回来的创造欲和转化生产力的欲望，和国内的人比起来，因为从你接触的学生来看，确实存在一个差异，是不是？

　　俞：这个差异非常大。

　　徐：为什么西方有这么一个差异？

　　俞：这个差异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说我刚才讲过了，西方人的教育是从小注意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独立思维能力、把自己的能力转化为财富的能力。西方整个教育体系的中心，就是培养个性、培养独立性、培养自己的创造力，最后把自己变得越富有、越骄傲的这样一种能力。在中国，实际上一方面也有对于财富的渴望，但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中对于财富的压制，比如说咱们中国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是，贫穷的人常常会说有钱的人是暴富的，或者说是为富不仁的，像“为富不仁”这个成语在英语中你是找不到对应翻译的，所以呢，这种东西可能是和一种文化现象连在一起的。

　　徐：你刚才讲的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俞：这个体现的地方比较简单，比如说你跟我，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所学的课程，所学的教育内容，未来是为了使你们富有、为社会作贡献作准备的。因为当我们个人富有的时候，我们必然要为社会作贡献，比如说从税收角度来说就不一样。我曾经研究过，法国、德国的教育体系，他们上学是不要钱的，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不要钱，我曾经问过德国的一个教授，为什么你们不收钱，是因为你们社会太富有，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他说原因很简单，当我们培养成一个大学生以后，他必然把他的能力转化为自己个人的财富，当他个人谋取财富的时候，他必然有一部分钱要作为税收交给国家，他一辈子比如说工作40年，他交给国家的税收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他大学教育期间给他支付的学费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我们能把这个人才培养好，为国家作贡献，国家的财富运转体系正常，税收体系正常，那个人必然最后作出的贡献会比国家为他付的钱多几十倍的。

　　徐：文化决定教育，教育决定了个人素质，个人素质决定了在市场上能否赚钱、有没有这种经商意识，如此说来留学与财富，实际上是有必然联系的。

　　俞：有必然联系，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老师教导我们最多的就是要守清贫，要安于现状，不要去贪婪等等。其实正常的对财富的渴望，首先它不是一种贪婪，其次所谓的守清贫，只是在一个不发展的社会中的现象，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没有办法去创造商业机会，没有办法去致富的情况下，守清贫变成一种自我安慰。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整体上往现代化飞奔，向西方社会靠近，那么唯一的力量就是经济力量，经济力量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力量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徐：也决定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走向，小康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指标。慢慢地小康实现了，中产了。

　　俞：实际上一个国家说话算不算数，取决于它的经济力量。

　　徐：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