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董碧水 原春琳

　　在四校合并之前有一年，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人数不过800多人，而递来要求照顾的“条子”达到300多张，甚至有19张条子都是在为同一个考生说话的。

　　而在今天，“条子”在浙大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招生工作在浙江大学也不再被人

视为“肥差”。“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今年录取的5450名新生中，没有一位是靠关系、凭条子进来。”浙大招办负责人说。

　　家长们相信，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浙大招生办主任程艺看来，阳光招生驱走了老师眼前的阴影。“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

　　但家长们却相信，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你说，多少钱能解决问题？’这是家长们的常用语。”一位老师说。

　　开始，面对“顽固”的家长们，老师们还都很客气地解释浙大的政策。可他们发现，越解释，家长反而越认为老师们是在欲擒故纵。

　　这时，张浦生老师通常给家长两条路选择：一条是留下钱，回去交到招办，不论孩子考多少分，一律不录取；另外一条是拿走钱，能录取肯定录取。

　　董志明老师是浙大纪委常委。有一年，他到基层去招生，一个县商业局局长的孩子想进入浙大保送生的行列。一下飞机，这位家长就等在机场，董志明让司机在街上转圈儿，甩掉了这位家长，但第二天还是被他找到了。这位家长是拿着礼物来的。董老师明确告诉他，自己是纪委专门负责招生监督的。家长说，我送错了。

　　从此，董志明老师学了一招，在他的名片上，除了印有招生组组长的头衔，还特意加上另外一个头衔：纪委常委。

　　对一些与学校有合作关系的单位和企业，不能当面得罪，老师们就想出一个办法。一次，与浙大有合作关系的一家企业希望浙大能照顾，张浦生老师给他们出了一个招：“你们去找潘校长。如果他写条子，我就办。”

　　“知道潘校长根本不会写这样的条子，我才出个这个招，否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张老师说。

　　有的学生明明在录取范围之内，可是因为家长的行为，却失去了机会。李凤旺老师在外地招保送生，一位家长送来满满一个档案袋的钱。按照这个孩子的成绩，在录取范围之内，但就是因为家长的行为，最后没有录取这名学生。

　　每个招生组的信箱都曾塞满了条子

　　“与许多高校一样，浙大以前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条子———来自方方面面的条子。”程艺说，那时，每个省的招生组都有一个信箱，每个组的信箱几乎都塞满了条子，有的信箱的条子多得快要掉下来了。

　　一位杭州考生报考浙大。按照这位考生的成绩，百分之百可以被录取。可是这位考生家长还是托人送来了条子。

　　招办的老师特别不理解。这位家长说：知道孩子成绩够了，可是不送条子，就怕孩子要吃亏。

　　而如今，报考浙大，考生和家长完全用不着找熟人打招呼、递条子、送钱物、拉关系。不符合条件，打招呼、递条子、拉关系没有用；符合条件的，没有条子、不打招呼、没有关系照样录取。

　　程艺说，浙大绝不向考生收取任何与录取挂钩的费用，也不会招收任何一个“条子”生，浙大招生的标准只有一个———择优而取，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

　　这个原则在自己人身上同样管用。

　　田丽老师是一个招生组的组长。她的孩子在杭州一所重点中学就读，成绩优异，曾在全国学科竞赛中获过一等奖，也符合浙大的保送生资格要求。可在浙大专门派遣的专家组到这所学校面试时，没有人知道这是田老师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田老师的孩子最后面试没有通过。

　　“为什么不先打个招呼？”许多人为田老师惋惜。

　　“打招呼也没用。”田老师清楚。

　　“其实，单单有原则还不够，招生老师还必须练就火眼金睛。”程艺说。在省级优秀生刚刚出现的时候，她曾经对一个学生进行“电话面试”，感觉这个学生与材料中介绍的不太一样，就拒绝了这名学生。第二天，一个女同志拿着一个牛皮袋子来到浙大，上面印着某市招办的字样，说是送材料的。

　　程艺明白，这又是一个专门坐飞机来为领导子女送材料的人。她当场否决：“我不会给腐败的人抬轿子。”

　　“在浙大开后门特别难，托关系、送礼全都不管用。”杭州的王先生说。今年他家的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离浙大录取线还差一分，孩子又很想上浙大，所以就希望能为孩子找一个关系。“但全没有用”，王先生说，“做家长的都想让孩子上好学校，可在浙大是想烧香都找不着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