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垠以退学的方式叫板清华博士培养制度，与在社会上造成的轰动影响相反的是，成都的大学校园却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

　　贬王派：

　　王垠是个过于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

　　昨天，记者在对3个大学教师进行采访时，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某大学政治学院教师詹黎(化名)本身也是从博士生走过来的。她说，如果选择在国内做博士生，就应该去适应博士生的培养制度，“我们必须遵循制度下的游戏规则。做博士生，就是要做学术研究，写论文。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不能回避的。”但她同时承认，许多大学的博士生培养确实是有问题，“但这是个体制上的问题。我对王垠有勇气将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很赞赏。”她说，“当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与环境发生冲突时，主动退出这个培养体系也是一种正确选择。”

　　与詹黎持同样观点的是电子科大的年轻教师闵帆，与王垠一样，闵帆也曾是计算机博士生，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写论文的高手，在读期间，他在国际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就王垠对“清华博士生必须发表4篇论文”这个硬指标的质疑，闵帆说：“博士生本身就是搞学术研究的，其成果要通过论文的方式表达。如果只搞研究而不写论文，那他就谈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博士。”但他表示，一个就研究而研究的博士算不上博士，一个就论文而论文放弃研究的博士也算不上合格的博士。

　　闵帆同时也认为，我国的博士生培养体系与国外的培养体系有一些差别，比如美国，只要导师承认你合格，你的论文发表在并非高端的杂志上也合格；而我国规定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物发表才能得到认可，这是硬指标。虽然不是很合理，但在现行体制下，就必须遵循这样一个规则。“但从论文要求上看，王垠过于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

　　挺王派：

　　博士生是“学术民工”抑或赚钱工具？

　　从水木清华的BBS上看，许多人对现行的博士生培养体制表达了强烈的反感，如同王垠在退学公开信上写到的那样，博士生是在为论文而论文，“导师招生是为了财源，而论文可以带来基金。”

　　这种反感在成都一位刚从某大学毕业的博士身上也体现出来。他告诉记者，在就读时，导师对某些论文根本就没有指导过，“在署名的时候还须把导师的名字写在第一位，论文作者本身成了第二作者，如果不这样，就担心自己过不了关，这是不是一种学术腐败？”

　　不仅如此，导师在缺乏应有的指导前提下，不断让学生写论文、发表论文，而留给学生自行研究的空间非常狭窄。有学者认为，对博士生的定位偏差，也导致了博士培养的失误，部分教师不但忽视对博士生学术和研究能力的系统培养，甚至视之为“学术民工”，所有的学习过程，就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者是替导师争取经费完成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垠的选择只不过是一种极端个案。

　　电子科大博士生导师周明天对“导师将博士生当成学术民工”这个说法并不赞同，他告诉记者，通过申请的任何基金，导师与学生都会进行合理分配，导师从来没有把学生作为赚钱的工具，“如果一个课题是博士生为主的，这项基金学生会占大部分，博士生是为老师赚不了钱的，其实在硕士阶段，学生为老师赚钱的机会还多些。”

　　周明天对记者说，王垠的退学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那是因为他所在的是清华，就清华这个地方就足以成为一个焦点，更不要说是在这里发生的事件。”

　　个案

　　论文带来的烦恼

　　状态：采取非常手段发表论文

　　进入大学当上博士生还不到半个月，齐庄原有的几分优越感几乎已丧失殆尽。

　　27岁的齐庄于2003年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又用整整一年时间复习考博，今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不过他很快了解到，今年他所在学院总共招收的博士生居然有100多人，已经超过当年他读本科时系上招收的新生数量。“这也是大势所趋。再等几年，恐怕膨胀速度会更快。”齐庄半开玩笑地说，成功考博之初他还有几分精英心态，但现在已烟消云散。

　　扩招博士生对那些在读博士生来说，更迫切也更现实的问题还在于完成论文指标的难度随之增大。“这是我看了‘王垠事件’后的第一个感触。”

　　齐庄告诉记者，按照有关规定，他所在学院的在读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在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发表1篇、或在CSSCI发表3篇论文，否则不能启动

　　完成论文指标的难度究竟多大？齐庄略一沉吟，坦然告诉记者：那得看你采取什么手段。他说，一些大学里的研究生通过购买刊号等手段来发表论文已不是新鲜事。“比如某高校的学报是CSSCI的来源期刊，在学报上发表论文也算完成论文指标。这样一来高校的学报就成了抢手货，研究生可以‘集资’购买学报的增刊号，把几个人的论文往上面一塞就OK。”齐庄说，这样的刊号一般几千块钱就可以摆平。对于完成论文指标的同学来说，不失为一条捷径。

　　“总之，因为研究生扩招等原因带来的论文指标压力剧增，促成了一种场外竞争。这种竞争不但没有提高学术质量，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性后果，比如真正有质量的论文反而被忽略了，等等。”齐庄认为，从王垠的文章看来，他断然退学或许跟这方面的情况有关系。

　　专家访谈

　　部分高校在用学生搞政绩工程

　　王垠的退学事件反映出今天博士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

　　王小琪(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

　　“王垠事件”引发出的问题不止停留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大学生、研究生的培养同样如此。“特别是硕士生，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学好专业课，为以后的学科研究打好基础，再辅助导师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研究生们不停地在导师的安排下写论文，并要求必须在何种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这是一种畸形培养。”

　　他称，连基础都没有打好就去写专业论文，写不出来，只有上网抄、去下载，“舍本逐末，怎样谈得上培养人才，这只会培养‘剽客’，为学术研究笼罩上一层腐败的阴影。”

　　王小琪告诉记者，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不正常现象，是由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攀比风”造成的。“很多学校都是这样：我校研究生一年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学校将这些成绩作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王小琪说，高校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人才“泡沫化”。“人才‘泡沫化’带来的结果是给社会发展带来障碍，因为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出来的人一定程度上算不上人才，发挥不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他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对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进行“缩水”，改变就论文而论文的培养体制，让他们从虚无的领地里跳出来，给他们创造空间。他认为，王垠退学虽是一个个体行为，但能给群体一个警醒，“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体制确实应该改变了，不要再让学生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要给他们一个完善的人格培养土壤！”(记者：邓晓洪 宗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