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您怎么看待“马加爵事件” 呢？

　　皮教授：马加爵的问题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青少年杀手的问题和产生原因。杀手本身的人格一般都非常冷漠，能被称之为杀手，并且发生在大学生身上，就非常令人震惊和不安。

　　马加爵的问题实际是人格问题，他自己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讨论过这个案子，认为他是一种反社会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对外界事物非常敏感，认为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总是正确和重要的，任何细微的刺激在他心目中都会被放大，但他有人际交往的障碍，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事件的发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暴力行为，主要是一种攻击行为，而一般是来源于挫折感。

　　采访人：2003年发生的“周一超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一部分人主张免除周的死刑，认为社会要承担相应责任。我们了解到，已有一些学者、作家和法律工作者提出逐步在中国免除死刑，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皮教授：对于像马加爵、周一超这样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已经成年了，就必须承担他们自己行为的后果。当然，我们有时对大学生还是比较网开一面的，从司法角度讲存在某种不公正，但也含有人道的一面。

　　中国是一个重刑罚的国家，像我们这样死刑条款这么多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比较少见。中国的学者也在致力于减少死刑的呼吁工作。我写过一篇文章《送死刑上路》，提出：人类社会应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卑鄙的行为。轻刑化甚至废除死刑是一种国际大趋势，是文明的体现。现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美国虽然还有死刑，但基本上也是只判不杀。我认为判死刑主要是一种震慑，体现一种公正。

　　采访人：应当讲，青少年的种种问题折射了我们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价值信仰、道德准则、人文精神、民主公平意识、法律意识等诸多方面的迷乱、失范以及教育缺失，使得中国社会的人文生态环境非常复杂、纷乱、无序。您认为我们的“成人社会”应该为成长中的孩子担负怎样的责任？

　　皮教授：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处于一种在社会学里被称为“失范”的状态中，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迷失。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都处在比较功利、浮躁的状态下，道德的基础都没有摆正。中国人因为没有经过商品经济，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生成一种商品社会、法制社会的道德，这是一种契约的、权衡利弊的思维方式。

　　成人社会中出现的道德和价值迷失，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行为准则，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因为需要成年人做出表率，我们的社会要对青少年的成长真正负起责任。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对生命价值、死亡意识的教育和认识严重缺失。我们应该更多地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应该对成长中的孩子给予更多的生命和人文关怀。

　　另外，在我们的教育中，应当进行价值底线的教育。理想主义是需要的，英雄主义也是需要的，但我们应该把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搞清楚。什么叫底线？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不要侵犯别人。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的底线应该从小就融解在血液里，他才可能会去遵守社会规则，遵守法律，不会侵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