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

　　店铺关门了，侯勇又失业了。

　　但还有一堆事等着他去擦屁股。首先是欠姑姑的3000元钱。这让侯勇几夜都没睡好觉。姑姑约他9月16日晚上去谈钱的事，侯勇知道如果次日他还拿不出钱，姑姑就会打电话给他的爸妈了。

　　侯勇坐在家门口的路边，半个小时过去，脚边的烟头散落了一地。3000元，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时钟指向晚上8点时，侯勇站起来拍了拍牛仔裤上的灰，准备动身往姑姑家去了。但是，一直到出发，侯勇也没有想好要如何面对姑姑的质问。

　　善后工作的另一重要项目则是转让店面，而这也关系到能否早日凑够欠姑姑的那3000元钱。17日上午，侯勇叫来方启，一块儿把店里的冰箱、液化气罐和所有的瓶瓶罐罐一股脑全部卖给了门口的大爷大妈，一共360块钱。卖完东西，侯勇又找了支记号笔，在装排烟管的窗户上写上了“门面转让”四个字和他的电话。

　　“门面转出去之后，大概一共能有1000元钱出来。”

　　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大师傅和送餐员的工资还没有结。

　　中午的时候，侯勇接到远在深圳的父亲的电话，姑姑已经打电话说了3000元钱的事。

　　可是侯勇的爸爸除了打个电话教训儿子几句也拿不出钱来，因为父亲的钱都被侯勇的继母管着。

　　最后，还有一件让侯勇操心的事：欠钱的事绝不能让母亲知道。从他大三暑假跟同学一起在家门口摆路边摊，侯母就一直强烈反对。

　　她认为，干这些只能丢家里的面子，绝对不会有出息。因此，开店的钱侯勇没敢开口跟母亲要，一直对她宣称是父亲给的。

　　侯勇的脑子现在一团乱麻：眼见自己亲手经营起来的店里的东西被一件件地贱卖掉，让他心疼；不知如何还清姑姑的3000元钱，让他头疼。另外，他跟母亲也在一个星期前因为工作的事闹翻了，为此他一直都在哥们儿家里寄居着。

　　“不管怎么说，我创业了，这就比那些靠父母关系去找工作的同学有魄力。”侯勇说。

　　就在国庆前，侯勇的母亲终于找熟人给他在长沙的一个卷烟厂联系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每月1000元工资。

　　“事到如今，只有先上着了。等攒够钱，把借姑姑的3000元还了再说吧。”侯勇说。

　　(以上姓名均为化名)

　　母亲忙着为儿子找门路

　　-本报实习生杨杰妮

　　今年52岁的侯母已经退休6年，领着每月900元的退休金。儿子毕业后的工作问题，她从侯勇读大四开始就在一刻不停地张罗着。

　　侯母在侯勇读初中的时候与侯勇的父亲离的婚。今年8月，父亲和新成立的家庭移居到了深圳。对于侯勇找工作的事，父亲的主张是让儿子读研究生。这在侯勇看来，父亲只是在推脱责任。他找工作的事，父亲根本无能为力。

　　父母离婚后，侯勇一直跟着母亲在长沙生活。但侯勇经常抱怨母亲不关心自己。最让侯勇心里不好受的是在他读高二时，母亲居然丢下他一个人跑去北京工作，他只能每天去亲戚朋友家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常常有上顿没下顿的。对此，侯勇始终耿耿于怀。

　　但其实，侯母的注意力一刻也没有从儿子身上移开过。

　　侯勇是体育特长生，因此进初中、进高中、考大学，教练这个环节十分关键。从初中开始，侯母每年都会找各种机会送礼给侯勇的教练。只是，这些侯勇都不知道。做母亲的不想让儿子觉得自己每次都是靠关系才进的学校。

　　“当年经营的关系现在都已经淡了。”已退休多年的侯母说，为儿子找工作的事，“我能想的办法真的不多。”

　　今年7月，侯母偶然得知住他们楼上的老张在市教育局工作。尽管之前俩人并不熟悉，但为了儿子的工作，侯母没多想便找了过去。老张也爽快，一口答应了下来，只不过要先给他1000元的介绍费，等事成之后再给5000元答谢费。现在想要找份好点儿的工作，花6000元真的不算多。侯勇的母亲深知这一点。

　　经济并不宽裕的侯母第二天便凑了1000元给老张送过去。但让侯母吃不准的是，老张收了钱，却没见他真办事儿。侯勇的母亲每次打电话过去问，得到的答复总是“在弄着呢，你们再等等”。

　　一个多月过去，年轻气盛的侯勇不止一次的想要去找老张把事情弄个明白，最主要的是想要回那1000元钱。

　　为了找工作的事，母子俩经常吵。最后侯勇干脆搬到同学家去住。

　　住在同学家里，他每天忙碌于上网投简历，或者拉着同学一块儿去面试。除此之外，每天下午他都会趁着母亲不在的时候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

　　尽管见不着面，侯母对儿子的行踪还是了如指掌，也知道儿子故意躲着自己。但是侯母这次不打算让步。不过她每天还是会帮儿子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然后再晾干叠好整齐的放在衣柜里。

　　对老张那边，侯母依然抱着希望。毕竟找工作这么大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能办好的；再说大家楼上楼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张要真收钱不办事，以后街坊邻居都得说他。这边等着消息，那边侯母也没敢闲下来：看着儿子的快餐店也关门了，又开始跟朋友瞎混，侯母打心眼里着急。

　　为了儿子的工作，侯母经常在打牌时向牌友们打听。侯母的那群牌友大多都是住在一条街上的街坊，大家都很热心，卷烟厂临时工的工作就是其中一位帮忙介绍的。由于只是临时工，也没花侯母的钱。

　　再婚后的父亲，和侯勇的继母俩在长沙河西买了一套三居，有一辆自己的桑塔纳。对于儿子的事，离婚后，侯父就很少过问了。

　　再婚后，侯勇的继母执掌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房子和车也都是继母买的。这一年里，侯勇尽量不当着继母的面跟父亲提找工作的事，因为找工作就得花钱，而他知道继母不想把自己的钱花在丈夫跟前妻的儿子身上。

　　中秋节，还在跟母亲僵持着的侯勇决定去刚从深圳回来的父亲那儿吃团圆饭。三个人坐在桌前，节日的喜庆让继母的脸上难得的堆满了笑意，头一回主动谈到了找工作的事，但内容却让侯勇感到很不是滋味。

　　继母说：“今天我那侄女终于给转正了，她可是县里唯一一个由县长特批的名额，不但转了正，单位还送她进修研究生。”侯勇继母说的是税务局局长弟弟的女儿，学的医，只有大专毕业的文凭。后来她借着父亲的关系弄了张本科毕业证，进了县医院工作，干了一年终于转正了。

　　侯勇继母说得眉飞色舞的，侯勇和他父亲扒着饭听着。

　　回深圳之前，父亲的最终建议是让侯勇接着去读两年书再找工作。理由是“读两年书，能避开这个就业高峰期，然后出来找工作就会好多了。”

　　这番话通过侯勇传到了侯母耳朵里。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学费从哪儿来？

　　“他爸爸就只管说，钱他又不出，要我去弄贫困证明，然后到银行贷款！”提到侯父，侯勇的母亲气不打一处来，“他爸就不负责，现在出了这么个主意———读书，让我去弄贫困证，我上哪儿弄去？！”

　　侯勇的父亲和妻子只在长沙逗留了一个星期就走了，留下侯勇的母亲继续为儿子的工作发愁。

　　“烟厂做临时工的工作，儿子看不上。”侯母说，“可我也就这么点能力了。”

　　对于侯母来说，儿子找工作的事儿，至今仍然是个悬念。

　　(以上姓名均为化名)作者：本报实习生杨杰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