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三十年前不是，有救国理想的人，部长，状元，他们创业的时候，并没有身份上的屈辱的这种感觉。今天做企业的人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社会企业家，大家害怕做，比如说做地产，老百姓没有房子住，政府就鼓励我们，经济不好了，政府就会救我们；我们要盖房子多了，卖得好了，政府就打压我们，我们日子永远是在艰难中度过。那么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人做什么都有尊严，做什么都很好，为什么做企业就没有尊严，不敢尊敬自己？这个问题应该都是出在教育上面，教育就是教育大家做什么样的人。俞校长理想很好，他想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他能吗？我觉得他如果做的话肯定比复旦做得好，他有钱，有理想，他有能力，但是现在就是政府不让你做，你偷偷做了，你就有原罪。按道理说，大学是人创办的，人为什么不能创办大学呢？现在都是官创办大学了。

　　我回归正题啊，还是说创业。过去三十年都是边缘人士创业，迫于饥饿与恐惧，迫于不能直接报复当官的压抑，但是现在往下会是一个好时机。现在经济危机很严重，严重之后出口型的社会就会转型，会转向一个民间的社会，商业的社会，这个转型不单在中国有，在美国、日本、韩国都发生过。上个世纪美国被日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八十年代还有石油危机，最后导致美国出现了大的经济崩溃，那个时候他们从官僚型的社会变成了新的社会，为什么呢？互联网发明了，美国立了一个立法，就是养老金可以做VC，大学里面政府支柱的东西，就是你发明者发明的东西本身可以创业，还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上个世纪美国应对石油危机有很多变革，突然基于互联网，基于内需，基于消费，就出现了很多大的公司，然后就好了。

　　日本在九零年的时候，日本的财团有很多矛盾，但是日本还是很和谐，大家生活还是很安定，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放慢了节奏，本来很多日本年轻人一辈子就想进大公司，但是萧条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吃喝玩乐，导致消费丰富起来了，内需起来了，这样导致很多公司从本土开始服务社会了。韩国也是一样，经过危机之后，很多公司倒闭了，最后这些年轻人怎么办呢？就在街上蹦跳，就是我们所说的韩流，这些美容，美发，衣服，文化就带动了消费，然后这些玩乐的东西就支撑了韩国，我们玩的游戏很多就是从韩国来的，都是玩出来的。

　　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中字头的公司，我们以为靠他们就能救中国。最后我想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全中国人民消费他们几家也不能带动他们繁荣，为什么呢？民富国才能强，五百强带来的垄断企业没有竞争力，走出去还会回来的。

　　现在是一个创业型社会，经济危机会导致巨无霸受到的损害比我们大，经济危机会导致把财富吸收回来的机制中断，危机让浙江快破产了，民间财富快凋零了，怎么办呢？他一定会想办法重构民间商业，现在已经开始了，美国八十年代那些立法，我相信在中国慢慢会有，慢慢会让创业成为一个光荣的事情。让中国人成为创业者，是一件政治上正确的事情，不再是边缘分子去创业，主流人群也可以创业。我们消费不能依赖美国人，我们要依赖中国人，经济核心是民间消费，民间事业。中国崛起靠往外卖东西的时代过去了，对内你要搞内需社会，不让中国人创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响应这个潮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离开中国企业家，创办了《创业家》这本杂志，它就是为中国社会创造的。我认为衡量中国的一个指标有很多，CPI，GDP，但中国是13亿做分母，你每年看这个数，如果这个数保持向上，中国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