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在新东方教育论坛上发表演讲

　　10月25至26日，首届新东方教育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痷，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等众多教育界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嘉宾围绕“高等教育与创新人才”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新浪教育频道作为独家官方网络合作伙伴全程报道该活动，以下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新京报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在论坛上演讲的文字实录：

　　昨天，许子东先生讲，一个人搞一项研究，很容易爱上他的研究对象，但是我搞当今教育体制研究、教育部政策研究和校长研究很久了，但是，还是没有喜欢上他们。我之所以没有爱上教育部，没有爱上我们的校长，是因为，实际上，他们是提创新、提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验最多的人，而且只有政府部门提出来，我们的学者才能接着提——我知道，有一个学术研究团队，曾经在一年里面写了1000篇有关科学发展观的论文，但是，在党和政府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谈科学发展观——所以，如果党和政府没有提出培养创新人才，今天我们学者也不会这么广泛地说。从教育部和校长角度说，今天专门借鉴国外教高等育经验的论坛特别多，比如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中外校长论坛，国内985高校和211高校的校长与哈佛、耶鲁大学等名校的校长一起，谈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国内大学的校长，有80%有海外留学，学习、工作的经历，他们谈起国外高等教育的经验，头头是道。但是，恰恰是这批人，他们是最反对借鉴国外教育经验的。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些政府部门官员和校长。为什么大学不能自主办学？政府部门官员说，让大学自主办学，不给校长行政级别，你们校长开会就只好座在会场的角落，没有地位；校长告诉我，不是我们不想自主招生，是社会舆论反对啊。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2006年开始实行自主选拔录取，当年只有300个名额自主招生，但引起全国一片质疑之声，我知道同济大学也想自主招生，2007年递交了方案，并发布了消息，但教育部后来否决了。就5%自主招生而言，2003年开始有22所学校试点，今年发展到68所高校，总共名额只有1万，但社会高度关注，也有人告诉我，自主招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再自主下去，穷老百姓孩子上学就没有出路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大学拥有七项办学自主权，其中第一项就是招生自主权，这是根本就不用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讨论。

　　为什么不能教授治校？领导反问，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副书记都是教授啊，这难道不是教授治校吗？另外，你认为那些教授真有能力治校吗？他们能力差不说，往往只会争取自己的利益，清华校领导曾对我说，学校也想进行民主管理，但开会一讨论，教授们就想怎么给自己的学科弄更多资源，效率极差。其实，现在大学里的校长、副校长往往都成了学科校长，都是在想为自己的学科谋福利的，何况普通教授了。

　　再看学生自治，现在有多少学生有民主思想，有多少会主动考虑到在学校里面，为学生争取福利，现在学生们考虑最多是考证，参加新东方培训，恨不得早一点就业。不少本科大学已经压缩成专科，四年本科压缩成三年，去高职学校，往往看不到三年级毕业生，他们都到社会上实习了，对此，学校领导很高兴，为什么？又收学费但是又不用资源。有资料显示，山东有高校，生均培养成本仅2000元，而上海小学生的生均培养成本近万元。

　　至于学术自由，仅谈一个小侧面。大学里面搞学生工作的人，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组织学生、老师来去听报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有一位诺贝尔获得者到学校演讲，组织了很长时间，只有100个人来参加，会场300个座位，显得空空荡荡，学校觉得没有面子，然后就去组织，所谓拉差。但是，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研究实验经济学的，他的演讲根本没有几个听得懂，在国外也只有很少的人去听他的讲座。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听他们介绍学术报告，据说有一次请了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去讲座，主动报名听报告的学生不到20位，学校也就这样把讲座搞了下去，要是换在内地高校，不组织600名学生去听才怪。违背自主选择，组织教师、学生去参加座谈，听报告，根本上是打扰教学与科研的，但一个学校来了政府官员，只有几个人参加座谈，这是不是很不给领导面子呢？

　　因此，在教育的现实以及现实的教育之中，我们已经没有了正确的人才观，没有正确的教育观，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大学，所以谈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大学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即便我们谈北大，谈清华，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大学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如果按照现代大学制度的标准评价今天的大学，你们可以对比刚才谢泳先生讲的那几种情况，来分析，我们今天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大学。

　　那么，怎么办？

　　一是观念的转变，进行教育启蒙。我自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以来，一直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也不好公开我的校内身份，就像国内高校党委书记到国外考察，要把身份改成校委员会主任一样。但是，我觉得承受压力进行启蒙，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人才，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有很大的意义。

　　二是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扰。前面政府部门和校长的观点，就是都来自既得利益者。最近政府部门在设计教育体制改革方案，但参与方案设计的，是政府部门官员、学校领导、当红教授，这些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为国家献计献策，但是我们很多学生、家长，其他的学者、专家，却很难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的。这种决策模式，会导致我们今后的教育方案出问题。曾有人问我，你能不能在不改变政府与学校关系这种架构的情况下，设计改革方案，也就是说在政府不放权的前提下改革，我说休想，他说，那你就别提什么方案了。教育的权力关系不能改，改革是根本不能进行的。

　　三是设计合理的制度。

　　最后，我认为发展民办教育很重要，我一直认为，中国未来能够产生教育家的地方，一定不是公办学校，而是民间教育机构，我们不能指望当前的公办学校的校长成为教育家。我们大家知道，财政独立性对自主办学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现在民办学校面临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入流”的问题，这是民办教育自身的问题，他们要向北大清华看齐，我告诉你，你如果要入这个“流”，那么你最后不但难以追上他们，而且还可能遭遇是否是真大学的质疑，以及最后可能再好也只是一个三流大学。再就是“入轨”的问题，当民办教育机构开展学历教育之后，政府部门就会严格管理，因为你既然是大学，就一定要统招，纳入计划；就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要求，开设某些课程；就一定要接受行政评估、考核，甚至要求你必须管学生的计划生育，要你成立非常非常多与办学无关的部门，你成不成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