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奚旭初

　　为期两天的公益招聘会昨日在武汉落下帷幕。这场本是帮扶下岗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的招聘会，5万多求职者中大学生来了4万多。2万个岗位，这么多大学生应聘，使得服务员、安保员等“身价”大涨，用人单位格外挑剔。(10月26日《长江日报》)

　　一个“低端”劳务市场，涌进来的5万多求职者中竟有80%多是高学历者，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将这种情形喻为“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当然很容易并且很高调。然而自欺可以，欺人也难。文凭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然而文凭确实又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如果文凭真的什么也不能说明，那么还要大学干什么？接受了16年教育才能够毕业，学了医、工、理、文的大学生，却要“不挑不拣，有活就干”——甚至连“有活就干”也未必有，这正常吗？

　　因为择业难，这几年大学毕业生薪酬期望值一降再降，一路走低，不仅接受了千元以下的低薪，更甚至接受了“零薪”——只要让上班，工资先不给也行。媒体上时有惊呼：“大学生低薪时代来临”。“低薪时代”不是吉祥之兆。职场犹如自然生态，需要生物链的共存共荣。大学毕业生低薪甚至“零薪”，损害的不仅是大学毕业生的利益，而且直接导致了知识的贬值。“覆巢之下无有完卵”，大学毕业生薪酬被打压，其实也是打压了其它劳动群体的薪酬，或者说颠覆了整个社会劳动力价值尺度——当本科生只能拿800元、600元月薪的时候，中专生又能拿多少钱，农民工又能拿多少钱呢？

　　多米诺骨牌效应还远不止反映在薪酬上。长江日报的消息告诉我们，因为本是帮扶下岗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的招聘会几乎变成了大学毕业生招聘会，导致服务员、安保员、操作工等“身价”大涨，用人单位变得百般挑剔。所谓“身价”大涨，当然不是服务员们的薪酬涨了，而是指因为大学毕业生的蜂涌而来，使本该属于下岗工人，农民工的“饭碗”也被抢走了——下岗工人，农民工又到哪儿去找一口饭吃？

　　比较显示，发达国家从业人口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为25%以上，而我国仅为5%。显然，今天我国的大学生过剩是“伪过剩”。“伪过剩”有着深刻的背景，比如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增长1%会带来2%-3%的就业增长的奥肯法则，在中国显然失灵。而大学生待业则只是把这个失灵延伸到了高素质劳动力领域。“过剩”是“伪”的，然而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负效应却是真实和巨大的。破解“伪过剩”，乃是一道不能不答且要答对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