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

　　——访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

　　就在不久前，一篇题为《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什么？》的文章在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起不少有心人的关注。文章对一流大学的使命和一流大学校长应该是怎样的人，都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章说：“一流大学要求其校长应该是洞察社会问题症结、深谙其政治纲要的政治家，对社会前途富有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教育家，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教务长，90年代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1999年，他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这10年，王义遒教授都看了什么，想了什么？作为一个老教育家，他如何评价当今的高等教育？12月13日，王义遒教授在家中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这30年，应该说北大没有完全辜负我们的国家，还能起到一点引领作用，其中就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王选，一个是林毅夫

　　中国青年报：您是怎么想到要写《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什么？》这篇文章的呢？

　　王义遒：就是为了推荐这本书，《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这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维斯特13个年度报告的汇集。看完这本书后，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校长能够做到那样的还不多。

　　这本书上的一些观点，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出过。北大正式提出建“一流大学”是在建校100周年前后。实际上，早在1986年我还任教务长时，就提出建“一流大学”了，当时北大校长是丁石孙。我们提出这个就是想给全校教职工设置一个向上的目标，激励一下人心。但是我们为此挨了批，因为我们没有提要建“社会主义一流大学”，没有表明阶级性。后来到1994年，我们又正式提出来，这回不仅没问题，国家还投资支持了，“211工程”也启动了。

　　中国青年报：您看北大现在是“世界一流大学”吗？

　　王义遒：我看还差得远。说实话，我对现在一些关于一流大学的文章很看不起，太急功近利了，很庸俗。总是提要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没什么意义。

　　我有个观点：如果一个国家离世界一流水平太遥远，这个国家就不会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这个国家的大学是一流的，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也是一流的。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标志，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对国家起到引领作用，一流大学的水平和高度应该代表这个国家的水平和高度。

　　引领不是领导的意思，而是指大学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的时代思潮。北大如今在中国还有点地位，并不是因为北大现在的科研成果多么了不起，而是北大曾经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五四运动”也好，“新文化运动”也好，都是代表了时代的方向。

　　具体点儿，看一所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只要看你们学校有多少外国留学生就行了，这些留学生不是为了学你的语言历史或为了做生意，而是来老老实实地学你的科学技术的。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表明你在人家眼里有地位了。

　　中国青年报：北大现在具有这种引领作用吗？

　　王义遒：这30年，应该说北大没有完全辜负我们的国家，还能起到一点引领作用，其中就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王选，一个是林毅夫。

　　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选是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和自力更生的一个代表，让我国的激光照排从无到有，这是一个贡献。但最大的意义还不是这个。汉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鲁迅等中国文化先进人士认为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解放后我国的文字改革，也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开始的。先是汉字简化，然后是要拉丁化，就像现在越南的文字一样。现在汉字完全翻身了。因为王选等人的努力，计算机中文操作比英文还方便，优势越来越明显。要是汉字真的拉丁化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会存在很大问题。你看现在的韩国，他们古时候用的是汉字，现在相当于拼音字母了。他们的年轻人很难继承古时的文化了。将来世界肯定是各种文化融合的。如果中国的汉字也拉丁化了，我想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少得多。

　　在经济上，林毅夫等人的贡献很大。他们一直在研究“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他们提出的，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照搬美国模式。中国农民这么多，如果走西方那种城市化道路，负担太重了。当然，我们农村最终会走向城市化，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是个新路子。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从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就能看出来。我看到北大的一批经济学家正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种探索会对将来的中国有很大意义。

　　一个大学，能够真正站在国家发展的前沿想问题，并能够把国家引向一流，那才是一流大学。从这个角度看，北大还在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虽然没有过去“新文化运动”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