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1978年3月18日，中国科学大会举行，这被称为科学界春天来临的标志。30年来，作为一个见证者，您怎么看我国大学的发展？

　　王义遒：这30年，对于大学来说是一个转折。

　　我们当时探讨了很多大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1917年蔡元培办北大，主张大学是做高深学问的机构，把科学和技术分得很清楚，这是欧洲模式。欧洲模式进入美国后，又有很大进步，美国把科学看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把科学和技术结合了起来，这就是美国模式。美国很多州立大学，都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建立的。1925年，我们的清华大学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办起来的，可以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从欧洲模式转向了美国模式。但到了解放后，我们开始学前苏联，等于又绕回欧洲模式，综合大学重新回到“象牙塔”。

　　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前苏联模式有很多问题，比如过分强调专业教育，专业划分过早，口径很窄，学生毕业后只能从事狭隘的专业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后，北大理科出来的学生很难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办学模式很难适应。1988年，北大提出教学改革的“十六字方针”，即“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现在差不多成了全国的方针。可以说，这30年我们大体上又回到了美国模式上。

　　中国青年报：我们很多大学都在争做世界一流大学，争取的办法就是向美国大学学习。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王义遒：美国的教育体制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美国变成世界一流国家，和他们的教育体制是很有关系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抄美国，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一样，中学教育也不一样。美国中学生的数理基础太差了，语文功底也不好，他们也迫切要改革。

　　中国青年报：既然美国大学模式比较先进，为什么不能照搬？

　　王义遒：这里有一些文化的因素。美国的教育，从下到上是相当自由的，我国小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听话。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看到他们真是不管小孩，小孩坐在地上吃土，就让他吃去。在一定程度上，这对发扬个性有好处。但我想，太放松了对成长也不利。“教不严师之惰”，这句话还是对的。我回忆自己成才的过程，中学还是相当关键的，“严”至少对我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