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城市政府实际上是处于尴尬地位，两难处境。你不好好解决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你要很好的解决面临很多困难，一个是户籍制度的困境，因为中小学教育经费是和户籍相联系的。所以农民工的孩子，他没有户籍，实际上这笔经费还是留在他们的家乡，他们进城并没有带着他们的经费来，所以有人提出能不能搞教育券，这个想的比较天真，真要给他教育券的话，县里会给他100块钱，也是很可怜的一点钱。

　　城市政府当然是有很大的压力。北京、上海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成本是多少，一年超过1万。很简单，如果是北京和上海的公立学校接受一名农工民的孩子，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要超过1万块钱。这样的成本，压力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洼地效应，如果北京市政府宣布对农民工子女进公立学校敞开大门，北京要有灾难，全国农民都会带孩子到北京来。能进入北京的公立学校读书那还了得，所以城市政府是不得不设门槛，这个门槛就是包括要很多证，5个证，6个证，比较严重的一些城市要有房产证，有不少地方要独生子女证，可以说80—90%的农民家庭是拿不出独生子女证的。就用7证8证把你挡在门外，其实这些证哪怕不是最难拿到的证，把这些证搞齐已经把一个农民工累的死去活来了。还有很多城市当然也包括北京，一些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的孩子，实际上真的就是不收一分钱吗？真的是免费教育吗？不是那么事？他要你自愿给教育基金会捐款，然后教育基金会把这部分钱跟学校分成。有一个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也是做的非常好的校长，他说我的孩子进的北京一所手拉手的公立学校，你说这个关系够铁的了吧，他说我还要交8千。一般那些做家政服务的，拾荒的，拣垃圾的，这些农民工能把自己的孩子顺顺当当送到公立学校去，我觉得很难想象，没那么好办的。

　　另外在教育方面也不能要求公立学校对农民工的孩子，给予有针对性的特色教育，这也是很难的。农民工的孩子，他们的程度都是比较低的，和城里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差距非常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有一批学校，有玉泉路小学、巨山学校、大红门一小等等一批学校，是公立学校，但是现在清一色接收农民工的子弟，这个当然感觉很好。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些学校原来都是北京户籍的孩子，后来那些城乡结合部外地的人口越来越多，学校生员不满，有学位的闲置，所以就越来越多外地农民工的孩子进到这些学校读书。农民工的孩子在这些公立学校数量达到30%以后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达到30%以后，说实在的，老师上课没法上了，他们的程度与同一个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家长不干了。北京的公立学校，现在有将近一半是农村来的孩子，在一个课堂上课，老师都不知道怎么讲了。那不行，赶紧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正好这个位子腾出来，给了农民工孩子机会--是这么发生的，不是政府主动把它清空的。

　　前面讲的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政府失灵的问题，我再讲市场失灵。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北京现在打工子弟学校超过300所，经过批准的有办学许可证的只有63或者是64所。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生存，都谈不上发展。出现的原因是实实在在的需求，孩子们没办法读书怎么办？好多人就考虑办学，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甚至是文盲的办学。很简单，有一个房子找几个老师就开始办学。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4低：低投入，几十万办一所学校；低收费，收费当然也很低，一年不超过1千块，或者是1千块左右；低薪酬，老师的薪酬在800元左右，每年只发9个月，寒暑假没有钱，显而易见教育就是低质量，4低再加上非法性加盈利性。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难突破4低的瓶颈，高投入也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没有人愿意拿很多钱来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教育失灵和市场失灵就要呼唤第三条道路的出现，第一条道路是公办学校，它无法满足流动儿童入学和他们特殊教育的需求；第二条道路是民办盈利性的学校，这些学校一类是4低，有一些投资比较高的，比如说南方一些地区，收费也比较高，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求政府一定要解决绝大部分，实际上这样的要求不是很现实，就算他有钱，也怕政策太宽松了会出现洼地效应。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在温州的瑞安市。在中央提出两为主的方针以后，瑞安市宣布，进城农民工的孩子公立学校全部接收，没几天就招架不住了，不光是农民工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带来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过来，根本无法招架，最后打住，还得设门槛。

　　民办盈利性的学校，和现在国家对于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有没有冲突？一方面，民办学校可以收费，但是不能多收费。一方面，这些民办学校接受了农民工的孩子，政府要不要给他补贴？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责任，国家要承担。民办学校挑了孩子义务教育的担子，国家就应该给补贴。但国家给补贴时又有顾虑：他们是私人办的，我给补贴到底是不是给私人老板口袋里塞钱，所以也有障碍。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政府、市场失灵。一般在研究非盈利组织，研究NGO发生原因时，经常有这样的言论，为什么出现非盈利组织、出现社会第三部门？是因为政府失灵，也因为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有一种带有自愿精神的公益组织出现。那么为农民工子女教育解困必须有第三条道路，就是民办的公益性的，真正公益性的，非盈利的学校出现。

　　南都基金会是2007年5月成立的，在成立以前，我们已经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一个课题组工作了半年，之前当然还有很多的基础。我们拿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南都基金会提出实施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新公民计划，建立新公民学校。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资助建设100所民办公益性的新公民学校。我们当时提出每一所资助额度200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个钱很少，也是一个很低的基础，我们希望这种学校未来得发展不是靠南都基金会，第一政府给予扶持，应该是民办公助。第二社会投入给予资助，社会资源能够进来，第三家长适当的负担，因为家长负担对于民办教育来讲是正常的，包括国外的私立教育，实际上也收费。家庭适当负担一些应该不是问题。

　　对于第三条道路，现在政府已有一些动作。上海市已经对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改制，要求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要改为民办学校，其实名称叫法不一样，他们所讲的民办学校要求是非盈利性的，上海政府给予的补贴比较可观。就是说这些私人办的民办学校转为民非，成为真正非盈利的学校之后，政府给每一个学生每年的补贴在2300元左右。基本上就达到免费教育的水平了。上海的政策是很英明的。因为这些孩子如果进入公立学校，在上海一个学生政府要承担的成本是1万多。现在用公立学校的一个学生的成本可以解决4个学生在民办学校读书的费用。当然上海的政策在实施当中也有一些问题，对于这些民办学校他们原来的投入怎么处理，没有任何说法。就是说你改我就给你补贴，不改的一分钱补贴没有，让你自生自灭，其结果肯定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减少。这个政策让私人办学者陷入两难：要改的话，原来投入，不管你投入了多少钱，几十万，几百万，政府不管你。你现在变成了一个非盈利的学校，就不能赚钱，不能把钱再赚回去，怎么办呢？我相信这些投资人一定会变着法子把钱赚回去的。因为我在上海找了十几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开会，给他们介绍新公民学校，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要改制为民办非盈利的学校，就是我们现在新公民学校的体制，你如果愿意改为新公民学校，当然要按照我们的规范，这个规范是比较严格的，财务、审计会比较严格。你们提出申请，你们学校未来政府给你买单，应该是很安全的，提出申请获批后南都基金会可以资助200万，有可能把原来的投资退出去。但上海没有一所改制学校申请要南都基金会的200万，一家也没有要。他们不要你这个钱，也许是怕拿了这个钱，将来学校就被盯死了，他没有自主权了。到底是真改还是假改，我还有些怀疑。这样的改制似乎有一点粗糙。

　　北京现在也考虑要学习上海的经验，要推动民办非盈利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北京的民办学校水准普遍比较低，政府可能要调整一些，淘汰一些，淘汰掉以后怎么办呢？有的希望南都基金会介入，往新公民学校方向改。现在北京市对60所合法的民办学校补贴少得可怜，小学生一个学期给80块钱，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法是实行免费教育，一年只给160块钱。

　　这里附带说一下，民办学校就是由民间的社团，非盈利机构办学，这在香港走得比较远，香港的中小学公立学校只占6%。通常认为义务教育都应该是公立学校承担的，在香港只有6%公立学校，4%可能带有一些私人性质的贵族学校，90%是由民间组织办学。当然他们的经费主要都来自于政府。私立中小学在美国和英国都是存在的，美国大约有10%的学校是民间办的，不是公立的。包括教会办的，社团办的；英国私立中小学大约也有7%。贵族学校基本上都是私人办的，最近奥巴马的孩子也送进了贵族学校，当然收费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