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昨天亮相。《规划纲要》将是指导未来1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征求意见稿中有哪些亮点？据此我们如何展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前景？

　　“4%”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教育投入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规划纲要》明确，“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4%”这个数字引人关注。早在1993年，国家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十几年过去了，教育投入却一直没能达到这个目标。2012年就在眼前，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财政部表示，“我们对实现4%的目标很有信心，同时感到难度不小。”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23.7%，占GDP的比重从2.79%提高到3.48%。这一比重逐年提高，有助于我们增强完成4%目标的信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制约了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进一步提高。

　　为实现4%的目标，财政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公共财政有效财力，加强税收征管，大力推进税费改革，保持财政收入稳定较快增长；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大力筹措其他财政性教育资金，通过采取足额增收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措施，逐步建立政府多渠道筹措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长效机制；加强教育经费管理。

　　“发展教育需要用钱，更要用好每一分钱。”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说，我国有限的教育投入要支撑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义务教育，这就更需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一直以来，我国有些地方没有建立合适的教育拨款体系与透明的学校财务管理体系，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有关部门应全面推进教育经费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增加的投入发挥出最大效益。

　　“有学上，上好学”可否达到

　　如今，老百姓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学上”，而且要“上好学”。但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教育差距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就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

　　针对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主要矛盾，《规划纲要》提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20字工作方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育人为本”是核心，“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两大工作重点。这两个工作重点，前者主要解决“有学上”，后者主要解决“上好学”，两者应当是今后十年我国教育工作的两大重点。

　　“有学上”，目标已制定。《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

　　“上好学”，要求很明确。《规划纲要》中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各级政府要把减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统筹规划，整体推进”；高中教育，“逐步消除大班额”、“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提高课程的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高等教育，“教师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等。

　　上海教改试验怎样探索

　　如今，我国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所以，《规划纲要》指出，“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在某些领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整体改革。

　　上海将是改革试点地区之一。记者获悉，教育部将与上海签订协议，建立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内容主要包括：探索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机制与模式，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当前主要是进一步扩大上海招生考试自主权；探索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当前主要是构建中高职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探索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机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钱学森之问”如何回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规划纲要》如何回答这一问题？

　　上海师大校长李进认为，《规划纲要》把“育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20字工作方针中包含了 “育人为本”，强调学校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要为人才全面发展服务。同时，《规划纲要》中涉及到体制改革的六大任务——“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教育开放”。其中，“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列在首位。

　　袁贵仁指出，过去我们一般强调管理制度改革，即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现在，我们的改革立足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围绕人才培养，再开展其他一系列改革。

　　培养杰出人才，必须优化“土壤”。《规划纲要》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章节中提出，“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改进优异学生培养方式，在跳级、转学、转换专业以及选修高一学段课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探索高中、高等学校拔尖学生培养模式”。

　　大学是杰出人才“破土而出”的地方，这方土壤如何优化？时下，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色彩比较浓厚，“教育官”而非教育家办学的现象普遍，受到社会诟病。对此，《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也就是说，政府通过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方式，正确指导办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大学要探索教授治校，发挥校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些教育界人士还指出，《规划纲要》中用了不少“探索”、“逐步”、“完善”等词汇。教育改革固然需要从长计议，但也迫在眉睫。所以，希望《规划纲要》正式确立颁布后，在接下来的各项配套文件中，对一些改革的时间节点进行设定。这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将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