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教科院普教所发布了一项对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杭州和南昌6城市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教师对学生的奇思怪想容忍度极低，孩子们的不少创意在萌芽中夭折。其中，学生对教师能“耐心解答，共同探讨”的认同度为54.7%；对“肯定学生的思想，鼓励大家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认同度仅15.5%，这说明八成多的学生在自由思想或表达方面未能得到教师的鼓励与肯定。(7月8日《中国青年报》)

　　看到这条消息，笔者不禁联想到去年4月23日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举行语文期中考试，高三(27)班18岁的李红豪同学以《草见人命》为题作文，措辞激烈地抨击了现行教育弊端。他写道：“在学校里(专制主义)这种情况更是登峰造极。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从放假、收费等等事可以看出，各学校总是能将圣旨变成剩纸。”其观点很尖锐、前卫、另类，个别段落甚至颇为偏执，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阅卷老师给出的作文评分为25分(总分为60分)，并在很多地方用红笔打了波浪线，批了4个大字：“自毁前程”。4天后，李红豪被班主任要求进行反思，反思好之前不许上课。从此，他真的再没踏进教室。在家研读《老子》、《庄子》。随后，又以学校生活为素材，针对现实社会和现行教育，创作出版了15万字的小说《逃花园记》(7月5日《武汉晨报》)。

　　这称得上是典型的“学生一思考，学校受不了”。该学生思考的不让思考，不该思考的非让学生思考，这恐怕就是当前学校教育的一大怪状。班主任胡老师之所以让李红豪就这篇“自毁前程”作文进行反思，恐怕还是他在揭学校之“短”时的独立思考触犯了师道尊严，让老师和学校大失颜面。就像胡老师所说：“胆子太大了，竟然在考试作文中讽刺老师和学校”，是可以容忍的吗？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老师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这表明，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一种思想交流和观念碰撞的过程。这也要求教学中不能搞统一标准，不能用统一模式，不能只有一个声音，更不能像标准件生产车间那样，丝毫不差地制造同一产品，而是要像乳孵化厂一样，允许千姿百态，容忍杂音怪调，可以大小不同。老师应该注意向学生传授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活跃学生的思想，鼓励学生展开思想的翅膀，翱翔在思维的空间，尽情地萌发奇思怪想，不断地迸发思想的火花，进而促进学习质量的提高。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也不会不知道。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八成多老师不能容忍学生的奇思怪想，这确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冷静思考的能力，是一切智慧的开端，是一切善良的源泉。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穷的人。不禁要问：没有学生奇思怪想，何来世界千姿百态？

　　德国哲学家尼采指出：“不会思想的人是白痴，不肯思想的人是懒汉，不敢思想的人是奴才。”思想有多远，路就有多远，这个真理越来越被众人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成长进步的极限，不是智力、不是体力、也不是年龄，而是思维方式的刻板化和思想观念的僵化。因此，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的习惯，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现代教育特别强调从转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入手，鼓励学生勤奋思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切实保证学生的思考权利，也是学校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必须做好。实质上，遏制学生的奇思怪想，就是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应试教育的“小绵羊”。

　　勤于思考是人类最大的快乐。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无法领略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如今，真正剥夺学生生活乐趣的罪魁祸首，就是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学生背负的这压力那苦恼，都能从应试教育中找到答案。学生们拼命紧盯着高分，家长、学校重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录取率，老师自然要“重教书、轻育人”。学校为此而专设的模式化的教学程序和方法，不压制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也就见鬼了。诚如北大常务副校长柯杨在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研讨会上指出：“当今教育的过程，几乎是在将人知识化而非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各个年龄段教育提前化的问题凸显——小学生做中学习题，中学生研究大学课题，而大学生反过来学习怎样做人”，谁能说这不是中国教育的悲剧呢？

　　爱因斯坦在回顾自己成功经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聪明睿智的特点就在于，只需看到和听到一点，就能产生长久地思考和更多地理解，进而进行发明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一个社会，假如没有一批能够独立思考和独立的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

　　勤思好问，是年轻人的特点。学生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实，老师和学校大可不必为学生尖锐、前卫、另类的言辞而恐慌，没什么了不起的。相反，极力打压和遏制学生的奇思怪想则很有可能会出事。问题关键在于，学校对学生的思想火花如何看、怎么引导、如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