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纸公告贴在了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的村口。“唉，我们又得搬了。”因为城市 建设已挪了三次校址的打工子弟学校台京学校的校长刘运贵，虽然声称这对学校“暂时没有影响”，但对于学校的明天还是有些担心。

　　而对于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来说，搬迁，就意味着可能到来的失业。

　　这些教师承担着北京十余万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用知识温暖着打工子弟们的梦想，但他们却又常年生活在城市鲜亮的光影之外。繁重的课业、困顿的生活以及得不到认同的模糊身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他们勤勉服务于城市的建设，却又承担着城市发展的代价。面对动荡不安的学校及工作，他们不解地追问：“我的下一个讲台在哪里？”

　　微薄的收入

　　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杨飞，忘不了初来这所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时看到的场景。“很像老家农村”，尽管杨飞早已做了思想准备，但学校及周遭简陋的环境还是让他吃了一惊，甚至“门前的土路走起来都有些硌脚”。

　　如今到学校已有半年，但在同事眼里，他们更愿意将杨飞的身份定义成“见习生”。“小杨在这儿不过是赚些经验，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供出来，哪能留在这儿耗着，随便找份工作也比这儿挣的多”，杨飞的一位同事告诉记者。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同类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们的收入多在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低于北京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学校中担任管理工作的老师们，每月1200—1400元的收入，是他们所能达到的工资的极限。

　　生活的重压，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坚硬现实。与杨飞相比，来自内蒙古的同事贺占琴对此有着更为真切的体会。她最大的一笔开支，是儿子上学的花销。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她将儿子送到河北的一所寄宿学校。每年近万元的花费，让她每月千把块的收入相形见绌。

　　为此，她不得不竭力压缩自己的生活消费，以至“已经有一年多都没有添置过新衣服了”。高昂的医疗花费，也让她对医院望而却步，即使身体常常感到不适。将儿子送入大学，是她如今最大的梦想，但同样意味着一笔庞大的开支。经济的窘境，让她颇感无力。

　　张歌真，这位最早一批在北京开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向记者坦陈，老师们的工资始终挣扎在北京市最低工资保障线上。师资问题仍是制约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他介绍，办学初期，学校的师资来源主要是北京市及周边的退休教师。随后，地方被清退的代课及离退休老师大量涌入。而近年，全国各地师范院校毕业的大中专、本科毕业生则成为其中的主力。微薄的工资，难以吸引到优秀的教师，“能留下的都是比较有爱心的老师。”

　　刘运贵直言，他不喜欢聘用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学校“工资太低，留不住人”。在他的学校里，大多是已经成家、较为稳定的中年教师。

　　另一方面，教师们的工资多年没有得到改观。一位老师自嘲地说：“一年涨了10块钱”。菲薄的工资难以维持教师们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不少老师不得不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打短工、做兼职以补贴家用。“我做的兼职可多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称，可“上有老，下有小，不这样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