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青年报》最近报道的“学术规则这次败给了科研管理规则”一事，南开大学[微博]校长龚克对记者指出，此事反映出我国科学评价的困境。

　　今年，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院士与人合作在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按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不能算作南开的成果，只因他是“第二作者”。而依据国际数学界惯例，合作论文署名以作者姓名的英文拼音首字母为序，作者并无贡献大小之分(见本报6月20日1版)。

　　对此，龚克认为，张伟平教授希望得到的其实是对学科特点和学界共识的尊重。不仅是数学，其他一些领域也有以字顺署名的惯例，情况多种多样。我国一直纠结于“第一作者”、“通讯作者”，重要原因是缺乏科研诚信环境，出现了一些对成果没有实质贡献但仍“搭车”署名的滥竽充数者。对于科技成果进行一些计量的评价是有其合理性的，它可以抑制主观随意性。就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论文统计来说，他们一直在向着注重质量、注重影响力的方向努力，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突出“第一作者、第一完成单位”等，“这个做法的正作用是抑制滥竽充数，副作用是不利于合作” 。

　　龚克说：“我们的科学评价体系确实不能让滥竽充数、人情作者等有悖科研诚信的行为得逞。但是，在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里，合作是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这个要素在目前的科学评价体系里没有受到激励，甚至是被抑制的。改变这个困局不是某个单位可以为之的，它需要科技工作者和方方面面的管理者共同努力。”

　　他举例说，不仅在论文统计方面，国家科技奖评选也存在此类情况。很多获奖成果是多方合作的产物，而报奖时需要排出主次，甚至限制合作成员的数量，这已经带来很多问题。有实例表明，有的合作团队在一次获奖之后就散了。“你说是科技工作者有问题吗？如果他们有问题，为什么他们那么多年能够合作做出成果？实际上真的是评价体系的问题。所以，科学评价还是需要更加‘科学’一些。”

　　20多年前，中国学术界引入了SCI论文评价指标。龚克认为，以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SCI把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的目光引向国际舞台，引向国际学术影响力，是利大于弊的。而到今天，“可能利不那么大、弊处非常明显了”。在他看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科学计量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行政部门把它们当做“绩效指标”与资源配置挂起钩来，“牵着高校的鼻子走，这就使我们感到很难受”。他呼吁，国家学术资源分配应该与此脱钩，至少不能简单地与其挂钩。

　　与许多兄弟院校类似，南开大学有个延续多年的做法：对于师生发表SCI论文特别是顶尖期刊论文，给予一定的奖励。龚克表示，其实一直有人批评学校奖励力度不够，而自己内心希望能够将其逐渐淡化。他表示，水平高、影响大的论文多，当然是好事，但这不是科研之本。科研是要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自然就有论文，但论文不是目的。对于大学科研来说，要以科研育人，这是重要目的。

　　他强调，尽管这些年常常受到论文排名徘徊甚至下降的压力，但南开的科研工作并没有把论文数量的上升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致力于面向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世界学术前沿，致力于促进科学研究与学生培养的结合，致力于营造科研诚信的环境。他强调，无论是学校的或国家的评价体系，诚信都是基础。

　　目前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数学博士刘博指出，这个问题自当今的科研评价体系诞生开始，就困扰着国内的数学家及数学专业的研究生，严重地阻碍了基础数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

　　刘博说，基础数学一般合作人数较少，很难区分贡献多寡。因为基础数学的结果主要来自思想的深刻碰撞，碰撞出的火花一般很难确定属于某个人。这种情况与国内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有着严重的冲突，甚至有在国际著名期刊合作发表四五篇文章却迟迟拿不到博士学位的极端案例。在职称晋级、科研基金申请等方面，由此引发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长此以往，青年数学家们为了合理的自身评价及生活待遇而远离学术合作，这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悲哀。

　　“只因为姓朱、姓赵便在学术合作、职称晋级甚至博士学位上受到重大影响，这并不公平。”刘博说。

　　一位读者开玩笑说，为了适应统计规则，把名字署在前面，建议中国数学家以后都更名“阿卜杜拉”。

　　作为一名年轻的数学学者，刘博希望，发生在张伟平院士身上的这种“重量级的案例”，能够对现有的评价体系有所触动。

　　数学家解开猜想，解不开论文统计问题——

　　学术规则这次败给了科研管理规则

　　数学家张伟平解开了数学上的一个“猜想”，然而对一个现实的难题却束手无策。

　　今年3月，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与多年的合作者、巴黎第七大学教授麻小南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刊登在顶尖的学术杂志《数学学报》(Acta Mathematica)上。论文中，他们解决了法国著名数学家维尔格尼在200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的非紧空间上的几何量子化猜想。

　　由瑞典皇家科学院主办的《数学学报》是全球顶尖的5份数学杂志之一，致力于刊登“最高质量的数学论文”。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数学家只有苏步青在1951年、朱小华与田刚合作在2000年分别发表过两篇论文。麻小南、张伟平的这篇论文投稿是在2009年，前后修改多次，经过了漫长的审稿周期。

　　科学新发现的发表本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不过，张伟平很快就惊讶地得知，按照国内现行的统计规则，这篇论文不会算在他所在的南开大学头上。因为，他应算作论文的“第二作者”。

　　受科技部委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负责开展我国的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项目，自1988年起对外公布统计结果，向国内科研单位提供收费的统计数据服务，在科技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广泛应用。该所对论文归属的统计原则是，依据论文发表时所标注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

　　张伟平与麻小南合作的论文，署名顺序是“麻小南、张伟平”。张伟平说，根据国际数学界惯例，合作者按姓氏的英文首字母顺序署名，没有所谓的“第一作者”。因为姓“张”，他的姓名拼音“Weiping Zhang”往往排在后面。

　　另一位作者麻小南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确认，他们完成这篇论文时，跟往常一样，署名是按照字母顺序。《数学学报》方面也从没问过谁是第一作者或者以何排序。

　　“在数学界，我们将所有作者视为具有同等贡献确实是一个惯例。我在法国很难找到不遵守字母顺序的例子。”麻小南说，论文的所有作者都应是国内所指的“第一作者”，这是数学界的通行规则。

　　中国数学会秘书长张立群对本报记者指出：“张伟平教授遭到的不公待遇在数学界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他给记者发来一份盖有中国数学会红章的“说明”，其中主要解释在论文署名、成果评价、引用和基金资助上，数学学科的3个特点。其中第一个特点就是：“按国际惯例，论文合作者署名是以姓名拼音字母英文顺序排列。”

　　事实上，这份统一“说明”，是中国数学会自2014年1月起向数学家们提供的。该会特别向同行说明，如果需要，除了彩色扫描件，还可邮寄纸质文件。

　　张伟平将这份说明提供给南开大学科技处，随后交给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得到的答复是：即使有了“说明”，论文仍然不会归到南开大学。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峥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该机构对科技论文的统计规则——“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是多年延续下来的，不会随意变化。

　　他说，中国数学会的“说明”很难作为个案的依据，因为不是所有期刊、也不是所有数学期刊都是按照字母顺序署名。

　　马峥强调，他们的论文认定工作是“对机构不对个人”。只要不是遵循“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这篇论文肯定算不到南开头上。如果第几作者的单位都能计算，那么论文的总数就会超过实际数量。

　　他解释说，这种规则并不是否认每一位作者的贡献。具体到某一篇论文，作者的贡献认定为主要还是次要、所在机构如何对其进行评价，那是机构与作者之间的事情。具体到张伟平的案例，有关证明材料应该拿给学校去判断。

　　该中心另一位研究人员翟丽华博士说，张伟平的这篇论文，因为有中国机构参与，从宏观统计上，应该算作中国的一篇以外国为主的国际合作论文，会计入中国科技论文的总数。但是按照一般规则，不应算作南开大学的论文。

　　她表示，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见。一些数学杂志是按照姓氏字母顺序排序，但并非所有数学期刊都如此，而且很多作者在投稿时都会就署名排序提出要求。

　　然而，只面向机构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给出的统计结果，以及它发布的年度排名，实际上成为各科研机构使用的客观依据，也间接影响到学者的晋升、收入等实际利益。一位要求匿名的科研管理工作者对记者说，大家都购买了它的服务，“全国都以它的统计为准”。否则，这么多学科方向、这么多论文，学校怎么去认定才能服众？

　　跟很多高校类似，南开大学对顶尖学术论文设有奖励，向作者发放奖金和研究经费各一万元。前提是，成果要属于南开。

　　如果不是因为此事，张伟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论文的归属会成为一个问题。

　　上述科研管理工作者认为，如果能够拿到《数学学报》出具的证明，张伟平面临的问题或许会有转机。但这位数学家并没有去找《数学学报》开证明。他不知怎样向一份严肃的学术杂志描述这件事情。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2010年以来《数学学报》登载的所有文章。这些文章中，只要作者不止一位，均以姓名的字母顺序署名，无一例外。

　　据麻小南介绍，在他任职的巴黎七大，院系或实验室每4年接受校方评估，届时需要收集学者发表过的数学论文，但从来没有以第几作者来区分论文的归属或评价学者的业绩。法国是世界上数学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他认为，法国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而张立群对记者说：“我们觉得本学科的共识应该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