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谈性20年：95后没有想象中那么懂“性”

北大谈性20年：95后没有想象中那么懂“性”

北大谈性20年：95后没有想象中那么懂“性”

北大谈性20年：95后没有想象中那么懂“性”

北大谈性20年：95后没有想象中那么懂“性”

　　同样是谈及“性”话题，北大和清华[微博]这两个“邻居”学校的学生却有着不同的反应。

　　“三宝课”——这门开课近20年的全校通选课让北大学生公开谈论“性”话题早已不再“难堪”。

　　可“隔壁”清华的学生却有些羞涩。清华大学[微博]学生媒体《清新时报》特稿《害羞的清华：无可安放的“性”》一文这样写道，“几百米外的清华，‘性’或者‘亲密关系’，似乎还是一个谈起来会让人面红耳赤的事情。”

　　事实上，大学生在“性”话题上的不同反应，不仅存在于这两个“邻居”之间。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多数大学生在遇到性问题时常常是“家庭不讲、学校不教、讳莫如深”，只能自己“无师自通”地暗中摸索。像“三宝课”这样在大学里登上“大雅之堂”的性教育课程，实属寥若晨星。这与社会舆论认为的，现在的95后泡在网上长大，对性知识了若指掌反差甚大。

　　那么，北大性教育课到底讲了些什么？它的持续火爆，反映了当代大学生什么样的心态和对性的认知状态？就此一系列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北大，探访了北大“三宝课”的主讲老师。

　　性的问题，压制无用，教育为上

　　在性观念日益开放的今天，大学生的性知识到底从何而来？

　　“三宝课”2006年所做的课堂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性知识来自书本的为68%，网络54%，影视50%，同学38%，中学教育11%，父母17.6%(这一调查题目为多选)。

　　去年所做的调查结果与之相比无明显变化，只是网络来源超过书本占比65%，跃居首位。而在清华大学《清新时报》今年所做的调查中，来自网络的比例更是高达83.4%。

　　那么谁最应该承担性教育的主要责任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在2010年通过民意中国网进行调查，“学校”(81.8%)在调查结果中排在第一位。

　　然而，与此矛盾的是，2012年“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研讨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获取性知识的渠道当中，仅有20%来自学校。

　　在这仅有的20%中，专门开设的性教育课程更是少见，而北大“三宝课”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学了三宝课，受益半辈子”、“三宝课是选修课中的必修课”。 学生口中的“三宝课”名叫《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是北京大学[微博]开设的一门全校通选课。“三宝课”这个“昵称”来源自歌曲《吉祥三宝》中所唱到的“爸爸、妈妈和我”。

　　这门开始于1996年的性教育课程，经历了从陈守良教授、程红教授到姚锦仙副教授三代教师的承袭。历经近20年，“三宝课”累计在册的北大本科生选课人数已过万，至今热度不减，课堂容量从最初每年150人增加到目前每年的1500多人，仍“供不应求”。

　　1996年陈守良先生开课时，“三宝课”就盛况空前——教室爆满，台阶上、走道上都挤满了人。虽然当时有些学生不好意思选这门课，但当听课的学生回去以后，就会被其他学生追问课上都讲了什么，于是一个听课学生往往带动一个宿舍或一个群体开始关注性教育和性健康。

　　“三宝课”之所以能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通选课之一，在姚锦仙看来，这是因为课程所讲述的知识贴近大学生生活，不仅重学术，也重实用；不仅突出性与健康的联系，也注重对性态度、性观念和性健康意识的培养；不仅能引导大学生进行健康的性行为，而且对同学们未来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就像一门人生必修课一样，有很多知识是健康、幸福的生活所必备的。”

　　可是，当跳出北大去看，更多的大学校园里，性教育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心理知识层面，大学生也常常谈“性”色变、存在强烈的羞耻感，与此同时，性困惑、性无知，甚至对性的很多错误认识，又使他们焦虑不安，甚至因此而犯下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往往终身处在阴影中。

　　如《清新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在清华一堂心理学课程上，当谈及有关恋爱和性心理部分时，“幻灯片上大大的‘性’字，或者只是一个生理构造图片，就足以让不少人害羞得不敢抬起头。女同学们红着脸，塞上耳塞，低头用笔在纸上匆忙地写着字，似乎想要通过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男生们则会玩味地看着这些‘特别’的字眼。”

　　授课老师也会巧妙地避开兴许会让同学们尴尬的公开发言，让学生在小纸条上写出自己的困惑和疑问。于是，小纸条上承载的问题五花八门，比如，“手淫好不好？一周几次比较合适？”“有约会的时候，我的男朋友想要和我更进一步，想发生性关系，我该怎么做？”

　　而这些内容，在北大“三宝课”上“应有尽有”：让男生和女生都了解自己的生殖系统解剖结构、女生的经期问题、男性女性的性反应周期、避孕及人工流产、处女情结问题以及女生如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如何正确对待青春期的性困惑、什么是性幻想，等等。

　　去年，“三宝课”针对北大学生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有大概17%的女生在月经初潮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约31%的男生在首次遗精时不知道这是正常生理现象，很茫然。“有些家长[微博]认为性知识不需要教，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知道，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姚锦仙说。

　　姚锦仙指出，性知识和对待性的态度是需要后天学习获得的。对于性的问题，压制无用，教育为上，需要因势利导。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一些青年就会在好奇心驱使下进行性冒险，其苦果只能自己吞咽，有些人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改变。

　　“三宝课”上，姚锦仙把性比喻成树上的果子，如果在不成熟的情况下把它摘下来，它的味道是苦涩的；但当它成熟了之后，你再把它摘下来，就会很甘甜很美好。

　　“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成熟的？就是当你知道性能带给你什么的时候。它会带给你美好的东西，但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性传播疾病、意外怀孕、人工流产等。”姚锦仙说。

　　知道生命的来之不易 开始懂得爱护自己的母亲

　　1996年，陈守良先生开设“三宝课”时是有些阻力的，学校专门为此开会讨论。当时就有人问陈先生说：“你不怕把你的名声搞臭了？”陈先生回答：“我不怕！”

　　2007年，当姚锦仙开始参与讲授“三宝课”时，也曾有人劝她不要接手这门课。但“看到青年由于在性方面的无知而出问题”，姚锦仙没有退缩。因为，向大学生普及性教育是一种社会责任。

　　作为自然科学类选修课，“三宝课”主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讲述大学生需要关注和了解的基本性知识。一方面是关于性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与性健康相关的常识以及对性的看法、观念和认识，其中也包括女孩子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男孩子学会如何承担责任。

　　开课近20年来，授课的3位老师也不断思考，如何才能让“三宝课”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需求并长久持续下去。

　　不论是面对媒体或是在与学生的交流方面，“三宝课”都延续低调且保守的传统，回避有争议的和敏感的话题。这样的做法，在姚锦仙看来，是性教育普及课程顺利开展的前提，“我们希望这门课能一直良好地发展，不要有不好的因素来影响它，因为开好这样的课其实是不容易的。”二是关于“性”的很多问题至今仍有争议，“性不仅涉及自然科学，还涉及人文科学，尺度的把握很重要。”

　　但随着整个社会对“性”话题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三宝课”的教学方式也在缓慢改变。在2007年“三宝课”逐渐开始利用网络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起初是公共邮箱答疑，到使用BBS作为课程信息和交流平台，再到现在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姚锦仙”，“三宝课”一直追随着学生的脚步。“因为我们也需要了解学生的观念变化，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关心什么，有什么问题，处于什么状况，而网络能够提供很好的窗口和平台。”姚锦仙说。

　　“三宝课”学生也常写信给任课老师，有同学告诉她们自己摆正了对性的看法，“虽然性是很自然、很美好的，但也存在很多潜在风险，应该和真正爱的人分享它，做到洁身自好。”也有同学因此更加了解母亲，“知道如何爱护自己的母亲，知道生命的来之不易和生命的宝贵，懂得不为一时冲动而抱憾一生，为自己负责。”

　　姚锦仙说，“鼓励我们把这门课程继续教下去，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做好这件事的动力，是那种成就感！你确确实实看到自己的辛勤付出，能够帮助到那么多青年，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幸福而阳光地生活，让他们不会因性无知而犯不必要的错，避免抱憾终生的事。”

　　不仅如此，2011年，姚锦仙还开始尝试让同学们结合专业或个人兴趣来撰写形式不限的课堂作业。

　　“北大学生学什么专业的都有，而且我们国内整体的性学研究还是相对较少、比较保守，和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多空白。学生们可以把作业当作是课堂拓展，尤其对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调查报告、文献综述、微电影、情景剧……每到期末，“三宝课”的学生都会为课堂作业忙碌着。这种多样化、互动的教学形式大大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写出了不少高质量、严肃而生动有趣的优秀报告。

　　另一些让三宝课老师们很“自豪”的收获是，据校医院的医生反馈，一些男生上过课后会去校医院做包皮环切手术；也会有同学告诉他们，回家后陪母亲去医院做了检查，避免了如宫颈癌等很多健康隐患。

　　“未来某一天，如果你的孩子问你：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你会怎么回答？”姚锦仙在课堂上把问题抛给学生。

　　“垃圾堆里捡来的”“胳肢窝里生出来的”“快递员送来的”……大多数人小时候都得到过类似的回答，父母们总是会尴尬地用各种答案来搪塞。姚锦仙对学生说，“想想这个问题，就会感到性教育的必要性和难度”。

　　曾有一组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学生在做“三宝”作业时，自主去调查北大学生是否会正确使用避孕套。他们带着避孕套和香蕉挨个宿舍敲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同学都不会正确使用避孕套，但有两类人会正确使用：上过“三宝课”的学生和外国留学[微博]生。

　　北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于父母的仅占15%

　　近些年，每当性教育话题被媒体和社会关注，总会被冠以一些抓人眼球的词汇；个别“三宝课”的学生作业也会因为“大尺度”内容而被拿出来议论。姚锦仙说，这些内容是学生延伸研究中的少数，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而一个现象是，当姚锦仙将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关于“三宝课”的报道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想了解亲朋好友以及学生、同事们对此的反应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大部分人对于性教育都表现出了积极开明的态度，这超出了她的预期。

　　也有朋友在转发时会发人深省地加上一句“请父母们关注大学的孩子们，他们的教育体系是健康的”。姚锦仙认为，这无疑透露出社会对于性教育的态度日趋积极和开明，但仍存在缺乏足够的正确认识的问题，“整体来看，社会仍需要一个更宽容、更科学、更健康的眼光来看待性教育。毕竟性是从古至今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三宝课”在北大得到学生认可和欢迎之后，陈守良先生曾将这门课的教材送到包括清华在内的其他高校，推荐他们开设这门课。可遗憾的是，没能成功。对于北大的这种“领先”，陈先生“很骄傲也很遗憾”。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明曾说，中国的性盲比文盲还多。目前，女大学生已成为人流的“主力军”。中国每年人工流产有约1300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女性占了一半。

　　前不久，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诉诸流产。

　　4月10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针对中国15岁到24岁的青年群体艾滋病疫情调查数据称，去年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占青年感染人群总数的16.58%。相关负责人认为，青年学生染艾者尽管构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较大——2008年这一比例仅是5.77%。此外，在患艾滋病的青年学生中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上升到2014年的81.6%。

　　2011年，教育部曾下发《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文中明确规定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设为公共必修课，其中包括性心理和恋爱心理等方面的内容。

　　但让人担忧的是，大部分学校要么不讲，要么设为选修课，要么用生理知识代替性教育。正常而健康的性教育在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中的严重不足甚至缺失，使得年轻人受到越来越多的性伤害，严重影响着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因此性教育的普及可以说迫在眉睫。

　　“三宝课”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北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于父母的仅占15%。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家长在孩子面前对性也是避而不谈，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姚锦仙曾经就收到过自己北大同事的来信，认为“三宝课”弥补了孩子在家庭性教育方面的缺失。“其实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确实需要和孩子讲，尤其是女孩子。但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面对家庭性教育时也有不少困惑。”

　　对于“三宝课”这类的性教育课程，也有人质疑，“将性拿到台面上来讲，会不会给孩子造成鼓励他们去做的错觉？”姚锦仙对此表示理解，但她了解的结果恰恰相反，性教育做得好的地方，如欧洲许多国家，他们的青少年意外怀孕、人流比率是较低的。“你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如何保护好自己，孩子们受到的性伤害才会降低，如果你不去做，反倒会出现很多问题。”

　　谈及“三宝课”的下一个目标，姚锦仙和陈守良、程红的愿望一样，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学生性教育，更多地把这门课推广出去。曾经就有一位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在毕业后去了北京另一所高校开设了类似的课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姚锦仙说。

　　今年3月，由姚锦仙和程红编写的“三宝课”的新教材《健康的性》已经出版，“在做性教育的时候，哪些该告诉学生，怎么样告诉学生，尺度如何把握，确实也是我们这近20年积累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姚锦仙看来，有了教材作为蓝本，至少别的高校在想要开设这门课时可以作为参考，了解“三宝课”讲了些什么，讲到何种程度。

　　而怎么让其他学校和整个社会重视这个问题，怎样能够把这方面的教育做起来，姚锦仙认为，这对全社会来说都是更需要做、更迫切的问题，也是很具挑战性的问题。

　　大学推广性教育：“跟做地下工作似的”

　　就像生活在两个舆论场里。

　　一个是属于性教育的“天堂”，这里有颇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把一个个在高校担纲性教育的教师塑造成“学术明星”，以及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另一个是性教育的“地狱”，任何有关性教育的风吹草动，都能招来一批反性教育的斗士。在这里，性教育从业者成了众矢之的，而每一次反性教育的活动，也都能将性教育与“争议”两字裹在一起，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性教育学者、北京林业大学[微博]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就在这两个舆论场之间不断游走。只是，在他看来，“天堂”并不常见，“近些年有些高校开了性教育的课程，有的也确实火爆，但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够，也就10所左右”。

　　至于“地狱”，前不久他刚“走”了一遭。

　　性教育老师演讲遭泼粪

　　事发地在济南，和在大学一样，方刚扮演的同样是老师角色，只不过，这一次他所面对的是几百名专职教师。

　　根据方刚的回忆，参与培训各方的积极性颇为高涨，整个培训下来，他和与会的老师们探讨了包括“在什么年龄对孩子进行性教育”、“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有效的性教育”等不少问题，至于一些敏感问题，他们也没有回避，比如，“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电视时，镜头里出现激情戏时怎么办”，等等。

　　但与此同时，在会场外，集聚了不少“抗议者”，他们喊出“方刚滚出山东”的口号，称方刚所讲内容“是一种剧毒”。

　　方刚的培训停了。

　　余下的行程安排也都被取消。这件事再次让方刚意识到，象牙塔之外的社会，对性教育并不“友好”。

　　无独有偶，就在几个月前，在2014年年末广州举办的一场文化节上，受邀出席的华中师范大学[微博]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在演讲时遭遇了一起更为严重的“抗议”——一名女性突然冲上演讲台，举起事先备好的粪便，向彭晓辉当头泼去。

　　而高校里有关“大学生为什么不能看A片”、“大学生为什么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同性恋者婚姻为何不能合法化”等“彭晓辉语录”也广为流传着。

　　科技的发展，对于知识的启蒙理应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在性教育这样一个敏感领域，似乎帮了“倒忙”——反性教育的手段“升级”了。

　　对于济南反方刚的家长群体，QQ群成了他们“聚众示威”的最佳联络手段，一旦发现有人来做性教育的宣讲，便在手机上联合起来反对。

　　按照方刚的说法，“做性教育跟做地下工作似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他们常和性教育组织方说，“活动千万别上微博，也别跟他人说，咱们偷偷地(做)就行啦。”

　　“济南事件”发生后，那些曾经邀约方刚做讲座的机构，“也不敢再联系了”，方刚感慨，“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

　　大学生性教育缺失并未因学历提升而有改变

　　主流的性教育渠道难以打通，取而代之的就是低成本、零门槛的网络渠道。但这些渠道里信息的真实和科学程度，则不被看好。

　　“学生们通过网络得到的信息往往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武汉大学[微博]“性与健康”课教师朱俊勇面对学生千奇百怪的问题，意识到大学生性教育的缺失，并没有因为他们学历的提升而有实质性的改变——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朱俊勇还接了一个女学生的电话，称自己怀孕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在成人听来有些啼笑皆非，但对尚处在懵懂状态的大学生来说，就是“天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已经给学生们讲了很多避孕的知识，但依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何况那些没有这方面知识储备的人呢？”

　　一旦出现问题，就要学着向社会求助，这也是朱俊勇教给学生的。通过电话记录来看，在当天的凌晨两点多钟，这位女学生就给朱俊勇打过电话，“这说明她心里非常焦急，怀孕了感到很无助，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朱老师说。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一份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自2007年始，大学生因为比较普遍的婚前性行为及较少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成为新增的艾滋病高危、易感和高发人群之一。我国每年新染艾滋病的人中，约一半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然，这更多地要归咎于中小学阶段性教育的缺失，在朱俊勇看来，高校的性教育，是对孩子在青春期本应获得性教育的一种补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补课机会。

　　方刚认同这一说法。他说，“性教育传授的不只是单纯的性知识，还包括人的成长、价值观的提升等‘如何认识某一件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是从网络贴吧、论坛上学不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这样的课程，可以打通一个学生和真理之间沟通的桥梁，学生们会根据老师教的一些基本常识，去寻根究底，找寻应该怎么样去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去做。

　　“如果没有这堂课，没有向我咨询这个渠道，她很可能找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但那些大多是忽悠人的。”朱俊勇告诉记者，下一步，他准备在校内开一个咨询门诊，“就像心理咨询那样，做一个性教育的咨询。”

　　提防伪性教育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提出将性教育写入大学生教学大[微博]纲，一时引发热议。

　　方刚称，“类似的提议已经提了很多年，甚至相关政策也已经出炉了多次，为何仍开展不下去呢，还是社会观念太过陈旧。”

　　此言不虚。北京师范大学[微博]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文利曾做过一项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的统计，她发现，2000年以后，我国颁布过多个有关性教育的政策，比如2000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提到，“把原有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教育课及青春期教育等相关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进行， 帮助学生掌握一般的生理和心理保健知识和方法，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200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指出： “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刘文利认为，这从法律上保证了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权利和学校应该承担的教育义务，在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200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还颁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 年)》，其中写道：对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到2007年底实现校内青少年达到85%以上，校外青少年达到65%以上；到2010年底实现校内青少年达到95%以上，校外青少年达到75%以上。

　　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更为严重的是，方刚发现，不少伪性教育课程在高校“趁虚而入”。

　　多年前，一门名为“守贞课”的课程在浙江大学[微博]开讲，因为其“一旦怀孕就应生育，流产是残杀生命”、“婚姻外的性活动、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性交从社会、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是有害的”等观点，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争论。

　　方刚就专门旁听了一堂课，并当场提出批评，“这是一种典型的禁欲型性教育，说如果你不守贞，就会得艾滋病，就会被老公抛弃，这跟我们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国策是相违背的，我们不是反对守贞，但反对这种守贞教育，这是一种伪性教育。”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大学生对于性教育的需求和推崇，“别说是学分了，就是有个性教育讲座，大学生们就欢迎得不得了”，方刚说，但这门课如何开，是选修还是必修，谁来讲，用什么教材来讲，等等，尚需要学界乃至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后，才能回答。(本报记者 诸葛亚寒 实习生 杨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