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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了三四，终于写这一节“我和林语堂吵了嘴”的故事，否则我的生命史上，似乎缺少了一环呢！林语堂先生，以“幽默大师”著名于世，可是鲁迅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得幽默的！”此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也。鲁迅和林语堂是朋友，鲁迅到厦门大学去教书，还是林氏所推荐的。不过林氏最不喜欢我引用鲁迅写给我的信中的一番话：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来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这样忠告良言，我觉得并无不可以公开之处，也并无损于林大师的尊严的，然而林先生对我颇为不快了。
我和林先生为什么要吵嘴呢？本来《人间世》要创刊时，他约我们在忆定盘路寓中吃了晚饭，鲁迅夫妇而外，有陈子展、徐懋庸诸兄，还有陶亢德、徐诸兄。我记得那时林太乙还是小妹妹(恕我在这儿称老了)。那个暑假，我们在上海提倡大众语，林先生上庐山避暑去，下山后，提倡语录体，以公安派袁中郎为宗师。他嘲笑大众语噜噜苏苏，以“一张便条”为例。我也幽他一默，写了《一张字条的写法》。其后，刘大杰先生标点了《袁中郎全集》，出版时，书面上题着“林语堂先生校订”字样。标点古书，本非易事，刘先生标点得笑话百出，我写了一篇《标点三不朽》，刊在上海晨报副刊上，这就惹怒了林先生了。因为刘大杰在暨大教国文，学生们在教室中问他笑他，他就请林先生到暨大去讲演，题为《做人与做文》，大意是说：标点标错，并不重要，做人比做文重要得多。接下去，就把我和鲁迅、徐懋庸都骂了一顿。从此以后，彼此就疏远开来，不再往来了。
其后八年，到了抗战中期，林先生从美国回到了重庆，一开头在中央大学讲演，就骂了我一顿。讲题，我已忘记了，只记得当即刊在大公报的星期专论栏中。我在衡阳看见他的讲稿，便回敬了一番，刊在桂林大公报的专栏中。(我手中没有当年桂林版的《啼笑皆是》，题名也忘记了。)衡阳新闻界朋友对我说：“要是林语堂不承认那讲演是骂你的，你岂不是‘捞来衰’？”我说：“你们等着瞧好了！”果然，林氏从重庆到了桂林，记者们问他：“你在中央大学的讲演，可是骂人的？”他立即说：“是呀！我是骂曹某人的，不过，大公报上没刊出来就是了。”不过，林氏从桂林到长沙，又到了衡阳、韶关等地，只是不敢到赣州来。我对云说：“要是林语堂真的来了，我还不是好好招待他一回？” (摘自《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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