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玉湖水利事件”的教训，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说，近年来，基层组织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尤其是在个别农村，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减。群体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就会有组织地集体上访，群体事件难以避免。玉龙县地处滇西北，世代居住着10多个民族，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革命老区县。5年多来，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全盘经济。

　　大建设、大开发，也带来了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和矛盾纠纷：新建县城周边农民变市民的问题、项目区内群众与开发商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关系群众的现实、直接利益，具有鲜明的经济利益特征。基层干部感叹：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光靠思想政治工作不行，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手段。

　　回访中，基层干部们反映，由于基层的财力较弱，一些乡村仅能维持运转，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玉龙县2007年财政收入仅有8 957万元，为解决城市调水后白沙乡现有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需要资金1 200万元，玉龙县除请求丽江市解决500万元外，还要请财政状况较好的“邻居”古城区帮助解决200万元。目前，尽管丽江市的财政非常困难，但也想方设法财力下沉，给基层“补血”，让基层“有钱办事”。

　　玉龙县县长和慧军感慨，“玉湖水利事件”是一面镜子——村民们从中看到了只顾眼前利益、无视国家法律的害处，倍加珍惜眼前的安定和谐；村干部从中看到了片面发展的局限，思路变得协调科学；领导干部从中看到了创新执政方法的必要，决策更加透明、民主。

　　3.2008年10月30日以来，重庆市出租车业内就风传11月3日开始罢运，而且有人还在散发罢运传单。3日早晨，罢运的传闻成真。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早晨5时30分左右，一些出租车司机纷纷来到重庆市观音桥商圈、杨公桥等重要路段，怂恿上路的出租车开回去罢运，一些还在运营的出租车被砸。

　　对于罢运，重庆市一些出租车司机表示，他们也想去挣钱，但诉求未得到答复之前，不会上路。也有的出租车司机担心汽车被砸，不敢上路，尽管出租车罢运给市民带来不便，但不少人依然对罢运行为表示理解，并认为罢运要取得的效果不是涨价，而是让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降低规费。有人算了一笔账：一辆出租车每天能挣700元，四年承包期总收入为80多万元，但向出租车公司交的规费(即“份儿钱”、“承包费”、“预期营业款”等各种费用)就要57万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气、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机每月只能挣2 000元左右。出租车公司拿走的钱约占七成，扣除购车等成本和税款，一辆车每年约有4万元盈利，不受物价、油价上涨等成本变动影响，旱涝保收，收益平均每年达50%，有的甚至高达70%。

　　记者调查发现，重庆市出租车司机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加气难、运价低、罚款多等问题，但其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越积越多。重庆出租车基本上都使用天然气，加气难这个令出租车司机最头疼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一般来讲，重庆出租车加气最少等1个小时，最多等3个小时，这使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出租车司机怨声载道。

　　提高运价也是一些出租车司机的诉求之一，一些司机反映，他们所挂靠的出租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用一般每月为7 000元到8 000元。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提高运价。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现在收入越来越低，我每天开出租车收入只有40元到50元。过去刚经营出租车时，我向家人保证能赚钱，答应每天能交100元，但现在4天才能交100元。”

　　有关专家说，“加气难”等供需矛盾，虽然根本上反映了要素市场改革不到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部门离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处理的比较及时。事发当天8 000辆出租车罢运，2小时后重庆市召开紧急会议，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下午有近800辆车恢复运营，但不久这些车又停运了，部分车辆遭到拦截或打砸。很快，重庆市组织上万名执勤人员保护出租车运营，承诺解决出租车司机遇到的问题。4日晚，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6日，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不设前提的“把话说开，畅所欲言”。随后，50元“份儿钱”被减免，负责交通的有关人员受到处分，政府承诺将解决其他问题。

　　重庆市还在出租车行业协会下建立了“的哥”分会，就是以后再遇到经济困境、制度烦恼和无法解决的难题，司机朋友们就可以通过这条通道，和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畅通无阻的沟通对话。有了行业协会这个“娘家人”，很多难题就可以顺利解决。

　　今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提交一份全国出租车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行业存在的五大矛盾：一是市场准入制度不合理；二是出租车经营权管理混乱；三是“黑车”监管缺失冲击行业秩序；四是司企关系不清，司机负担过重，收入偏低；五是行业管理体制不顺。

　　目前，交通部门正着手对出租车行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调研，将逐步采取政策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关专家认为，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当务之急一是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维护司机合法权益。如强制“三险”保障，制定“份子钱”最高限价，提供统一规范的合同范本等。二是打开市场大门，打破行业垄断经营，从长远看，应加快出租车行业立法步伐，明确行业管理责任，理清政府部门、出租公司、司机之间的关系，按公平透明、科学发展原则，重构行业利益分配格局。

　　4.瓮安事件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2008年6月22日凌晨，一位14岁女孩在贵州瓮安县西门河溺水身亡。6月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这个女孩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有超过300人直接参与打砸抢烧，事件持续7个小时。

　　近几年，瓮安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据统计，2000年至2007年，瓮安县GDP从11　4亿多元增加到21　9亿多元，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从6 682万元增加到2　4亿多元，增长近4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4　4亿多元增加到19　3亿元，新增近15亿元。与中西部不少县市一样，瓮安尽管交通不发达，但资源丰富。凭借丰富的煤、磷资源，该县这几年财税收入一直保持了迅速增长。不过，瓮安的快速发展，仍然是一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甚至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粗放型、掠夺式发展。资源开发让地方GDP增长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增加了，让矿老板赚鼓了腰包，可群众“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不仅享受不到资源开发的利益，还要付出生产生活受损的代价。

　　记者发现，当地有少数干部缺乏危机意识，更缺乏党性和正气，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有一些干部不敢面对群众，不能深入、耐心细致的做群众工作，对群众的冷暖关心不够，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当地“两抢一盗”和打架斗殴等事件时常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数百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积案较多，部分群众积怨深。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味的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取强制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隐患。

　　在处理瓮安事件现场通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线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而在处置这些矛盾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大量事实充分表明，这次事件中确实有黑势力直接参与，直接指挥、打砸抢烧、违法犯罪。在处理过程中，对不明真相的和协从的群众，应采取批评教育和团结的方法，绝不容许再激化、引发新的矛盾；对幕后策划、组织、参与打砸抢烧的挑头骨干分子和黑恶势力的骨干分子及其他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必须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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