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民作出交代”，这是1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形成的决定中的最后七个字。这七个字，字字千钧。这充分说明，中央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政府，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政府。而负有责任的企业、监管部门和行政负责人如何向人民作出交代，作出怎样的交代，则是全国人民和中外媒体共同关注的重大考题。

　　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对于任何生产经营婴幼儿产品的企业来说，确保婴幼儿的生命安全必须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企业家应有的社会良知，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家对祖国的未来必须担当的民族大义。其次才是利。任何以利害义，见利忘义的行为，都是不能被法律和公众所允许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客观地说，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行业自律和企业制度，抑或是市场监管和科学检测，都有明确的规定，相关的队伍建设和监督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拿三鹿奶粉来说，产品从源头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多道检测，确认合格后方可投放市场。但纵有上百道的检测，居然未能查出如此严重的问题。

　　查不出问题的问题，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这其中，最可怕的问题则是，再精密的仪器、再严格的检测监督，都难以查出道德缺失这一产品之外的因素。

　　据有关专家介绍，无论是企业、监管部门，还是第三方机构，常规检测是依据国家、行业标准进行的，只检测标准中规定的项目，而三聚氰胺属于化工原料，理论上不应该出现在食品中，因此食品标准里可能不会有相关的检测要求。一种特定的物质通常需要特定的检测方法，化工原料的种类成百上千，寻找替代物非常容易。如果不法分子更换使用新的违禁化学物质，多道检测很可能还是难以发现。

　　7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时对在座的企业家说：“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家不仅要懂得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言之谆谆，情真意切。而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可以说是一本最新的反面教材，印证了此中深意：中国的食品生产和供给在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过程中，企业和企业家绝对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长为金钱巨人之时，却在社会责任上沦为道德侏儒。

　　金钱巨人和道德侏儒的博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三鹿奶粉事件则把这场博弈推向了极致。

　　有三鹿内部人士透露，发生添加三聚氰胺事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交奶的与收奶的“穿进一条裤子里”了，追逐利益是最根本的动因。据有关信息，自2006年公司与新西兰一家企业合资后，改变了原来的股权结构，成为有外商投资的股份制公司，公司员工开始持股，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只有公司快速发展才能获得更多利益。在这种氛围下，公司表面看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但是企业文化、企业道德和企业管理都没有跟上对利益追逐的步伐。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向原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的方法已经逐步清晰：冷水中三聚氰胺是不容易分解的，只有将水加热后溶解，还需要加入脂肪油等物质才能蒙混过关。食品专家认为，这样的技术不像是普通奶商和奶农能够掌握的。

　　目前，梳理多方意见认为有一个谜团需要揭开：一是公安机关前段时间侦查结果认定问题发生在三鹿采购原奶的环节上，那么三鹿集团内部人士有没有参与这个环节的违法行为？二是添加三聚氰胺提高原奶蛋白质含量，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不法奶商能够掌握的，那么是什么人提供的技术和配方？三是最新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添加三聚氰胺行为在乳制品行业不是个别行为，三鹿等主要企业高层到底是否知情？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向人民作出交代”的严令下，人民期待的是，这次的“牢”能真正补牢，不仅是企业，监管部门和行政负责人的身上都应该真正流着“以人为本”的道德血液。要以严格的法律制度，无时无处不在的监督监管，让企业家们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社会道义，真正成长为道德的巨人，把“以人为本”落实到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坚决把那些患有道德败血症的所谓企业和企业家驱逐出局。

　　第四题  收入差距扩大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

　　1、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关

　　2、收入分配调控政策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3、收入差距扩大，还与发展不平衡有关

　　4、收入差距扩大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二)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1、“提低”，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2、“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3、“调高”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4、“打非”即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5“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参考例文】

　　机会平等是实现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

　　在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越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4左右，2003年已经逼近0.45，2004年超过0.465。

　　当前贫富差距拉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制漏洞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上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市场扭曲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等。透过这些原因，我们发现：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说是由不平等而导致的不公平。

　　机会平等这种源于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赢利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作为竞争主体，他们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抓住机会，就可以从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的行列。可见，机会平等可以促进收入。机会平等意味着对身分特权的否定、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对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

　　要实现机会平等，关键是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首先是市场平台的不公，远没有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如目前的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距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四个要求差距很大。劳动力市场依然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土地市场受到产权模糊的约束、资金市场受到若干歧视政策的影响。

　　二是确立合理的政策机制。即使是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它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说是正确、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场机制本身有加剧贫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机制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补救，如对弱者的援助、对垄断的遏制、对收入的调节等，从而改善公平。

　　三是推进基本的制度保障。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平等竞争的权利，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

　　每个人的能力不等、贡献不同。之所以贡献不同，基本问题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列关系。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柬埔寨、尼泊尔、越南这些人均GDP是中国1/3的国家，都实行了免费教育。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实行农村的义务教育免费，同时对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职业教育。

　　中国目前有近八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到15%。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3亿-4亿。如果一大堆人挤在一小块土地上的情况不改变，那中国的农民怎么能富起来呢？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并使他们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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