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我所知，社会形态理论问题在沉寂十余年后，最近又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请您谈谈其中的原因？

　　启良(以下简称启)：以往社会形态理论虽为显学，但几次大的讨论都没能获得共识。学者们以往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基本上是偏于逻辑优先的原则，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真实图景。即便有将论与史相结合的，也是用逻辑剪裁历史，而不是逻辑与历史一致。这样势必留下两点遗憾：一方面，学者们热热闹闹地讨论，大多表现为强史就我，不着实际；另一方面，对于实际的人类历史，特别是本土的中国历史，又缺乏正确的理论思维。社会形态理论于史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意义十分重大，直接关涉到我们怎样看待和撰写一部人类历史。正因为这样，学术界的同道今日才旧话重提，重新展开讨论。

　　记者：听说您最近出版的《中国文明史》是一种新的写法，您是否试图对中国历史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体系？

　　启：人们常说“不破不立”，这话也可倒过来理解，即“不立不破”。近二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于通行的理论模式不尽满意，且就破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破而不立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这些年来大致是：一方面，一部分学者纷纷撰文，力陈传统模式的理论缺失；但另一方面，不论大学还是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仍然按照传统的理论模式写。尤其是广大国民对之可谓“日用而不察”。正是鉴于这种情形，我才写《中国文明史》一书，试图给中国几千年历史一种新的理解。诚然，历史错综复杂，对其理解见仁见智，虽然我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但其难度非常之大，很难说是成熟的。也可以说，《中国文明史》只是初步尝试，若得以完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记者：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要想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体系化的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您在写作《中国文明史》时，最感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启：最棘手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社会形态问题，以往教科书的失当主要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社会形态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同时它又是呈阶段性的，同历史发展的曲线相联系。一个民族的历史，从总的方面而言，有它内在的连续性，但在各个时代所表现的形态又不尽相同。这是从纵向而言的。如果从横向上看则是，人类历史有其普遍性，但各个民族又有其特殊性。这些关系是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点，也是任何从宏观上研究历史的人所必须考虑到的。因之，思考一个民族的历史，既要将其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又要在这一大背景中看出该民族历史的特性。就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而言，我以为在西周以前，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并无太大的差别，同样处在英雄时代，或曰部落社会。中国历史的特点是西周初年形成的，所以我的研究重点放在西周以后。

　　记者：您将中国历史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您认为中国历史中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启：这里需要首先说明的是，一部中国文明史以商周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最为合适，此前为英雄时代，此后为后英雄时代。只不过二者相比较，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历史之特色是从西周才开始形成的。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也主要是就西周以后的历史而言的。所以我把周以前仅作为一个历史时期，而把周以后分为远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以什么作为分期的标准。在我看来，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是大一统政治、小农经济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而且是一种经典模式，非常适合古代社会。它的形成和变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大体来说，从西周到汉武帝时代是此种文明模式产生且经过第一次考验到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汉武帝之后到盛唐是其经受再一次考验并最后得以完善的时期。而安史之乱以后，此种文明模式便逐渐走向守成与封闭的状态，同时亦进入很难自我更新的时期。

　　记者：人们以往都是认为中国古代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时期，您觉得您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相对于以往通行的看法，在理论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启：在以前的论著中，我始终认为中国古代既没有奴隶社会和西欧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封建制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过程。而且以往的社会形态理论仅以社会经济立论，亦不足以对一个民族的历史作出整体性的说明。实际上，历史运动具有结构性，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社会经济的变革固然重要，但是政治制度，观念形态同样不可忽视。特别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尤为如此。《中国文明史》的历史分期，理论的支点便在这里。此外，我之所以将汉武帝时代和盛唐作为上古和中古的下限，一是基于历史之实际，让逻辑服从历史，二是寓合着我对中国未来的乐观主义看法。汉武帝时代和盛唐时期，中国的强盛很大程度上乃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同样处在一个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按照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应该还会有一个类似于盛唐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人物素描：赵和平)

　　启良，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近年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8部，代表著作为《新儒学批判》、《启良集》、《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明史》。本报记者 唐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