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在英国职场最艰难的一年。顶头上司的频繁调换、工作指令的一再延迟、预算的继续紧缩，让我这个所谓“东亚区域总监”的头衔，显得越发名不副实，甚至有些荒唐可笑。
虽然在英国也经历过离职，也惘然若失地在家待业，但这次，我的忍耐似乎到了极限。在英国经历的所有挫败感，似乎都是不断地自我复制，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我甚至在“老板”和“老板”的“老板”面前毫不客气地甩脸子、拍桌子了，但是极端的手段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变化。
对英国人软硬兼施，而英国人并不吃这一套，还是那样客气，那样坚持，那样刻板，那样不冷不热。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十几年来在英国圈子里留学[微博]和工作，真正纠结的问题竟然是——我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所谓的“国际化”，最终不过是游走于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太民族了，不行；太世界了，也不行。
“国际业务”听起来蛮“高大上”的，其实就是促成不同文化边界的有限度开放，找到不同文化的交集。
而这种微妙的、隐形的、似是而非的文化差异，不是旅游观光、道听途说就可以体会的。我“浸染”了这么多年，也还是似懂非懂，更别说游刃有余、举重若轻了。
在这个反思过程中，我开始构思一本基于自己留英学习、工作经历的书，试着总结、读解中英文化差异，让国际交流中的人们多些理解、少些误会，多些顺应、少些矫情，多些共鸣、少些纷争。
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看曾国藩的书太多了，脑子里还萦绕着曾文正公的立身三部曲：立德、立功、立言。在英国职场的困境中，我开始动笔“立言”了。
不过我终究不是道德高尚、思行合一的先贤，绝不会以“成仁”之决心而著书立说。在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松动的时代，一个非“网红”、低颜值、无背景的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启迪民智、一呼百应呢？我只是觉得铅印的正规出版物，可能对自己的业务产生一些推动，而且能创新营销方式，毕竟我主攻的市场仍然是学生、学校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圈子。
在我的“国际业务”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下，出书可能是个出路。而六七个月后，当书已经大致完稿之时，我的新任“老板”并没有兴趣以这本书作为项目推广形式的创新。在雇主看来，我触碰了“公”与“私”的界限。
我无言以对，似乎能做的都做完了，想做的又做不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鬼使神差一般，我接到了猎头的电话，面试了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总监的职务，又过了两个月，我入职了新的岗位。
在职场里，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不愿凑合的人。但触及到营销、推广的事，我只能向市场低头。书稿的内容和出版形式佐证了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
到了新的雇主这边，我仍然没有放弃以出书作为业务推广的营销方式，部分内容放入了中文宣传册试水，效果还不错，很多合作方说，没有见过这种形式的文章和宣传册。
不过，之前写的书稿，更多是围绕原来的雇主，后来发现，市场的变化比我的反应快多了。我请来的“90后”的实习生认为，书稿中相对狭窄的切入点，会被认为是自恋式的孤芳自赏、自我贩卖。我备受打击的同时，感到新的雇主所处的市场环境更为扑朔迷离，难以驾驭，因此内容的调整、顺应是必须的。
于是我的“立言”开始逐渐摆脱原有的局限，特别是此时，我在微信和搜狐公众平台上的文章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我觉得顺应社会的需求，才能凸显内容中的文化内涵。
我对原书稿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加入了自己在网上发表的热点文章，按照“标题党”的“范儿”修改了很多章节的题目。市场经济真够费劲的！
文字差不多了，出版的明堂更多，而这一次是与体制的对抗。
接触的出版社接连碰壁，他们给我的答复惊人地相似：内容、文字还好，受众面太窄。如果作者肯出钱，包销全部图书，也可以出。
出版界的“市场经济”给了我当头棒喝！“爬格子”绞尽脑汁还不算，还要把自己写的书花钱买下来再卖出去！我“不想凑合”的老毛病又犯了，“买书号”的事免谈！
到后来，陆陆续续还有朋友在帮我介绍出版社，这样的盛情几乎让我麻木了，直到爱丁堡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Nini把我介绍给北京出版集团的王总，王总把我介绍给出版商高总，高总把我的书稿运作到作家出版社，于是决定出版了，没让我出钱，同时也不给我钱(没有稿费或版税)。
与2002年我第一次出书相比，《到英国去》已经变成了我的业务的一部分，并开启了我的“留学解密之旅”。英国留学的推广早已不再是“王婆卖瓜”的时代，自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书只是一种仪式、一个标签，把一切曝光于阳光下，晒一晒亲身经历、尖刻吐槽、非凡的存在感，才是我希望做的东西。
书名：《到英国去》，作者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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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