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坚硬的“夹生饭”

2016年12月14日10:55   教育专栏  作者:赵刚Andrew  

  王蒙的小说中,曾有一部名噪一时的力作《坚硬的稀粥》,不妨也借用这个名字,给冯导的《我不是潘金莲》做个一家之言的定论:坚硬的“夹生饭”。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看后,感觉一地鸡毛,又不禁一声叹息。

  碎片化的情节,东一堆儿,西一片儿,实在有些搓不起来。李雪莲“十年告状”,仿佛是马拉松似的秋菊“万家诉讼”(电影《秋菊打官司》根据小说《万家诉讼》改编)。

  秋菊告村长,而到了李雪莲这边,诉讼层级从县法院、县长、市长、省长,一直到全国人大[微博],一层一层地搅在一起,一片一片地铺张开去,除了层级高的人,吆五喝六的声音高了些外,每一个情节落脚点,基本上是循环往复的重叠,缺乏必要的递进,也就是说,《我》剧并没有高潮可言,只是李雪莲与各级政府、司法部门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猫和老鼠”的游戏。

  非常遗憾的是,导演冯小刚在影片叙事方面存在着与《一九四二》同样的硬伤:单一的叙事角度使《我不是潘金莲》对官场积弊的抨击完全停留在正面描写,所以让观众感到每个情节都是在自我重复、自我复制。

  我感觉冯导似乎没有跳出“冯氏喜剧”的片段式、小品式的情节套路,故事的发展主线处于断裂状态,没有形成统一整体。靠圆形的、正方形的画幅,只是在形式上区别于其它电影,却无法弥补叙事上的败笔。

  另外,明星的堆砌让《我》剧与《一九四二》一样,显得累赘而烦冗。

  有媒体报道,制片方与冯小刚有协议在先,票房达不到要求,“六爷”得自己掏腰包补差。坊间的消息真假难辨,不过看得出,虽然号称“文艺片”,《我》剧的导演冯小刚还是留了后手,他没有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起用业余演员的“纯艺术范儿”,而是将大鹏、张译、张嘉译、赵立新、郭涛、于和伟等“大牌”一股脑地铺上去,而这些演员也几乎都在相互复制,缺乏应有的主次。

  而冯导押宝的主演范冰冰,与当年《秋菊打官司》中的巩俐相比,显得单薄而缺乏生气。“范爷”塑造的“李雪莲”,除了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型有所改变外,基本上就是一个从头至尾的“狂躁型抑郁症”患者,单一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也容易将观众的耐心和审美拖垮。

  冯导曾比较明显地在《一九四二》中企图依靠外国大牌演员和“中国式灾难”完成中国式“冲奥”(奥斯卡),有些像突兀而不伦不类的“硬广”插入,结果鸡飞蛋打,票房、艺术性双双受损。而按说《我不是潘金莲》是冯导宣称的“静下心来拍自己喜欢的题材”,但真到了市场、投资方、院线、广电总局面前,“树欲静而风不止”,冯导的纯艺术梦想多方被打磨后,终于难逃“夹生饭”的宿命。

  一地鸡毛之后,未免还要慨叹一个伟大灵魂的坚持。

  王蒙的小说中,曾有一部名噪一时的力作《坚硬的稀粥》,不妨也借用这个名字,给冯导的《我不是潘金莲》做个一家之言的定论:坚硬的“夹生饭”。

  “民告官”的敏感话题,张艺谋推出《秋菊打官司》时不过揭开了一个小口子,而冯导的《我不是潘金莲》则把矛头直指中国民主建设过程中行政干预司法、政府官官相护、以维稳的国家意志弹压民意等制度性问题,其“坚硬”程度可见一斑。

  审理李雪莲一案的法院院长听命于上一级政府,司法的独立性由此丧失;

  十年诉讼中,各级政府的最大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阻止李雪莲上告、不让她惹事;

  发高烧的李雪莲在进入北京的长途车上,因为丢失了身份证而被阻止进京,以保证首都安全,如果不是富于正义感的老者斥责警察强行拖拽李雪莲下车,警方恐怕也不会送她去医院治疗……

  “为民请命”——这近乎“坚硬”的主题,始终贯穿于冯小刚的电影作品中!

  还记得《天下无贼》的“神偷王薄”(刘德华饰演)痛骂给“宝马”车敬礼的保安吗?还记得《集结号》中国退伍复员的“谷子地”(张涵予饰演)唾骂民政部门敷衍烈士家属安置问题的情景吗?还记得《唐山大地震》里“元妮”(徐帆饰演)在丈夫丧命时绝望地大骂“老天爷,你王八蛋”的惊天一呼吗?

  当今的中国影坛,怀有人本之心的大牌导演,无人出其右。冯小刚前不久荣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除了个中人情因素外,敢于直面社会问题,敢于为“小人物”伸张正义,应该也是组委会考量的标准。

  从《我不是潘金莲》是否能隐约看出推翻重审的“聂树斌案”的影子呢?如此敏感而有棱角的电影,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审查并得以公映,是否也要归功于聂家二十年不断诉讼的“血泪坚持”呢?

  在我看来,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摆脱不了平庸之作的注解,但冯导的时代精神仍然让我由衷钦佩!这一声叹息,一来指对作品的失败表示惋惜,二来对中国影坛死气沉沉、逃避现实的“主旋律”倍感悲凉,难道就没有第二个冯小刚了吗?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潘金莲 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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