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微博]改革方案最根本的变化是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大学招生环节，从原有的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变为“两依据，一参考”，也就是以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考综合素质评价，逐步实行“三位一体”的招生录取模式。然而，为什么要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大学招生时怎样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不但考生和家长[微博]感到茫然，就连大学招生机构甚至是政府决策部门也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说明。方向和原则有了，在实践中到底如何操作呢？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教基二［2014］11号)对“综合素质评价”做了如下界定：“(它)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状况的观察、记录、分析，是发现和培育学生良好个性的重要手段，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全面实施综合素质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认识自我、规划人生，积极主动地发展；有利于促进学校把握学生成长规律，切实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促进评价方式改革，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这是迄今为止教育部对综合素质评价做出的最权威的表述，也是大学招生实行综合素质评价的政策依据。换句话说，大学招生之所以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要从源头上“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切实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从这个角度看，综合素质评价的确是破解当前基础教育“应试训练”模式的一剂良药。
大学招生实行综合素质评价自有其理论依据。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人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情感、意志、兴趣、性格、需要、动机、目标、抱负、信念、世界观等非智力因素不容忽视，甚至起到了超越智力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即使是注意力、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思维力和创造力等智力因素也不一定能够通过统一的入学考试成绩体现出来。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学生在中学参加课外活动的程度往往与他(她)们在大学时各类技能的自我评价以及进入大学后的学习投入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正因为此，美国大学特别是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普遍实行了招生的综合评价模式。正如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招办主任Martha Allman所说，“我常常认为大学录取过程是‘艺术性高于科学性’的过程。大学必须要录取达到学业要求的学生，但自此之后，招生就是组建包括不同背景的一届学生，以此完成大学的教育任务，丰富大学校园氛围。后面的这个过程常常又带有主观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有一些非常强的指标可以作为我们评价学生素质的标准，学生也可以通过努力使之更趋完善。”
这些理念和理论都没错，但它们会引起错觉。最严重的错觉是，美国大学招生不看重学习成绩，只看重非智力因素。一些人因此鼓吹，中国大学也应当招收一些学习成绩不高但其他方面素质很优秀的学生。恰恰相反的事实是，美国顶尖大学招生时的首要标准就是学业成绩，只是这个成绩并不仅仅指的是SAT或ACT的成绩而已——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SAT和ACT等入学成绩和大学一年级的学习成绩相关性较小。实际上，在最近的20年里，高中课程和成绩、AP课程以及SAT(ACT)成绩在美国大学招生中的重要性始终位居前三位。
既然如此，美国大学招生为什么还要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呢？除了看得见的非智力因素的重要作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呢？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大学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典型国家，同时它也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盛行的国家。美国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追求明确的目标和实际效果。只不过，其效果有短期和长期的区别而已。实际上，综合素质评价是和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美国大学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大学招生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脱离了这些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综合素质评价在美国大学招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大学招生并非从一开始就实行综合素质评价。20世纪以前的美国大学招生毫无章法和规矩可言，入学标准只有一个：钱。那时的大学，只面向权贵和有钱人的子弟开放，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这一点源于当时美国大学的定位和高等教育的目标。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大学在建校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牧师。因此，大学录取学生的学业标准是学生能够阅读古典拉丁语，毕业要求是学生能用拉丁语阐释《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在此后的大约200 年里，也就是从 17世纪中期到 19世纪中期，美国大学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教学上，授课内容则包括修辞学、语法、数学和古典语言等。显然，这些课程都是面向有钱人的。穷人家的孩子连温饱尚且解决不了，哪里还谈得上运用拉丁语去阐释经典呢？
然而，伴随着美国大学的办学任务逐步由教学科研向社会服务的演化，特别是新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无数就业岗位，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才能承担，而权贵和有钱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远远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必须要吸收新的社会阶层进入大学。有钱没钱容易区别，对于那些没钱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谁可以进入大学而谁不行呢？考试制度由此而生——大学通过入学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凭借着从一出生就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在考试中遥遥领先。单纯依赖考试成绩入学会形成新的等级制和世袭阶层，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特别是二战之后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使大学招生的公平公正成为一个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为了应对和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压力，美国大学才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招生录取办法，不完全依赖考试成绩，还要参考除成绩之外的其他素质，特别是关注申请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接受基础教育的环境和条件，寻找社会弱势群体的潜在优势。这就是综合素质评价的由来。只有通过这一方式，大学才能把那些由于出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其自身又的确非常优秀的学生录取进大学校园。
真正迫使美国顶尖大学建立招生综合评价体系的重要社会因素是美国历史上的“反移民[微博]运动”和解决所谓“犹太人入侵”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东欧的犹太人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境内。由于犹太人历来重视教育，他们在考试中往往遥遥领先。如果单纯依赖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录取的唯一依据，就会导致校园内的犹太人数量过多。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人比例曾经高达40%，以致于有人悲叹，“犹太人已经毁了哥伦比亚。”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犹太人多了，其他族裔的人就少了，特别是挤占了传统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学资格。“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WASP精英可能最终会选择放弃一所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顶尖大学开始放弃以客观考试成绩为招生录取标准的传统，而代之以实行一种以主观评价“个性和品行”——这些“个性和品行”被认为是犹太人所缺乏但几乎所有高层次的新教徒都具有的品质——为标准的录取办法，同时保留了在录取未通过考试的学生时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有效地抵御了“希伯来人入侵”。事实上，在最近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大学的入学决定到底是如何做出的，这既是一个核心机密，同时也非常敏感。除了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外，外人无从得知，大学也无需对社会做出解释。当然，所有这些做法都掩盖在非智力因素对人的成长成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等“高大上”的合法理由之下，也并非所有的顶尖大学都同时采用了这一体系。实际上，美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后的2001年才开始实施目前的综合评价录取制度。这一时点只不过比中国大学开始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的时间早了仅仅两年而已。
时至今日，这套盛行于美国各顶尖大学的招生综合评价系统依然残存着当初应对“犹太人入侵”的历史印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凭借着当初设计者所植入其中的自由裁量权和模糊性——往往无法量化——赋予了美国顶尖大学充分的自由，让它们能够通过决定录取或是拒绝学生的行动来更有效地回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不会截然分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哪一所大学的哪一个人会有意识地区分到底是哪一个因素对最终录取产生决定性作用。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申请美国大学，我们对美国大学招生的体制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们所看到往往只是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情况。实际上，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的办法和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正如中国大学招收留学[微博]生和国内学生的标准和办法也不一样。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加生源的多样化。所以，越是表现出和美国本土学生不一致的中国学生，就越容易被录取。如果一致了，它怎么还会有兴趣呢？本土学生的数量已经足够了。
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实行综合素质评价的历史、文化和背景与中国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拿美国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之后的情况作为参照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在完全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情况下，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正在被扼杀，价值观及美育、体育教育正在被边缘化，以及由于城乡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家庭经济条件正在决定着新的不平等的入学机会，等等。因此，中国大学实行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要立足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综合评价体系。如果不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是简单地移植美国大学的招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非但不能解决原有的问题，还可能引发更多的复杂问题，反而会陷入“越改越乱”的境地。那样的话，还不如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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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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