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4年12月15日的《赫芬顿邮报》上看到并且记住了这么一句话：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比一个普通的希腊平民还要穷；而一个中层的澳大利亚人，其收入竟然比一个中层美国人高出四倍。这话出自当日刊载的《我们是世界上对待工人最差的国家吗？》(Are We the World’s Most Anti-WorkerNation?)一文。作为一个在读政治学PhD，出于“学业敏感”，我下意识的质疑这数据的来源及可靠性，不过作者的观点我是认同的：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有最稳定庞大的民主政体，却也有着极大的贫富差距，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在民主国家中也是“数一数二”的。2011年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反应了部分美国民众对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抗议。
这篇文章立场鲜明的捍卫美国普通工人的权益，谴责商人和企业家们鲸吞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的成果。文中提到了一个饶有意思的“更优商业环境模型”(Better Business ClimateModel)，说是1970年代时，倾向于保护商业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大家们提出了这个模型，模型称美国摆脱1970年代的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的办法，就是给商业减税、政策上减少督管约束，因为企业需要最大程度的“劳动力自由”，即最好是免去所有针对雇主-员工关系的法律约束，充分保障企业雇佣劳工的自由度。企业的灵活度越大，则生产效率越高，那么创造的经济价值就更大。当整张披萨饼变大了，每个人分到的也就自然更多。
一晃四十年，这么“自圆其说”式的理论模型真的奏效了吗？美国经济确实蓬勃发展了，不过这整块披萨饼几乎都被1%的有钱人瓜分了，剩下99%的“劳苦大众”，多年来并未多分得一杯羹。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事实上，按照《福布斯》的数据，如果普通美国工人的工资涨幅跟1970年代保持一致，那么如今绝大多数人的年工资都该是92000美元了。而美国人口调查局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中层家庭的年收入不过51900美元。换言之，在披萨饼变大的同时，那1%的富人简直是从普通工人嘴里把食儿抢光了，是赤裸裸的压榨工人。据我手边的文献资料来看，1980年时，美国CEO的收入还只是普通工人收入的42倍。而到了2011年，一个CEO却可以拿到普通员工340倍高的收入。按照奥巴马总统今年5月力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的说法，只要把最低工资提高 2.85美元，就会让美国21.4%的工人提高收入，帮助成百上万的人脱贫。就为了一个工人一小时多拿2.85美元，奥巴马不知道做了多少场演讲，游说了多少国会议员。然而沃尔玛的CEO马克·杜克每个小时都拿着11000美元的工资，不知道要比多少人的工资高了多少倍去。
在这“冰火两重天”里，普通的美国民众真是生活得水深火热。读者要问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财富分配如此不平等，他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到底在哪呢？大美帝果然只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吗？美国学术界里对此颇有话说，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民主政体本身是可以抑制经济不平等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梅尔策教授(Allan Meltzer)和宾大沃顿商学院[微博]的理查德(Scott Richard)教授。两位大教授于1981年提出的梅尔策-理查德模型(Meltzer-RichardModel)认为：在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必然会引发更多的财富再分配，从而重新带来平等的收入分配。这个理论模型构建的关键在于核心选民，美国的核心选民便是收入处在整个社会收入中层的那些选民。如果这些选民觉得收入不平等了，他们便会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在选举中向政党候选人提出要求，从而赢得更多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更高的税制。
梅尔策和理查德两位大教授的模型并没有奏效。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有二。第一，是他们高估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政治判断力。事实上，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政治常识相当的贫瘠，他们非常容易被政客、媒体忽悠。据调查显示，很多美国民众自我感觉甚是良好。他们感觉中的自己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比事实上要高得多。也就是说，美国人普遍觉得自己的钱包比实际上要鼓一些。这种情况下，除了上街游行的“占领华尔街”的积极分子，哪还有多少人会想到要争取收入平等这事呢。
第二个问题出在教授们对于美国核心选民的定位上。在金钱与权利关系愈发紧密的今天，当真还是由中间收入的选民决定国家大事吗？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富豪们便积极主动的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说权利场已经被装进了金钱罐也不算过分。大选时给候选人捐钱、花钱买政治说客游说议员们、大方资助智库和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经济上威胁勒索政府，富商们争取“参政议政”的方式和途径真是多种多样。即便是金钱买不来最终的政策，美元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却是不容置疑的。毕竟，这些富豪可是头脑精明、机关算尽的商人，自然不可能做不赚钱的买卖。过去三十多年里，富豪们的参政带来了什么呢？2008年的经济危机基本可以归咎于政府对于金融圈的疏于监管，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真不知道梅尔策和理查德两位教授看到三十年后的此情此景，会作何感想？
如此看来，美国人却是有充足的理由要“仇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带来了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直接威胁到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体制。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未尝不是一部分积极分子“仇富心态”的集中展现。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却并没有带来具体的政策来扭转美国的贫富差距。或许，只有当广大民众产生了集体的仇富心态，方能通过选票稳固美国民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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