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腾冲县“盗版《新华字典》事件”还没淡出公众视线,广东、海南等地竟又发生违反教育部规定顶风调整中小学教材的事件。此类无视学生根本利益的行为令人惊诧,而事件背后的肆意妄为尤须引起足够警醒。
近日,教育部紧急叫停海南、广东江门违规调整中小学教材行为,但却难以摆脱权力寻租和垄断保护的舆论质疑漩涡。
早从2001年开始,我国就顺应世界趋势和现实需求,着力打破“大一统”的教材垄断格局,推行教材多样化建设,以期激活“百花齐放”的竞争活力,增加教材选用时的灵活性和激发教材质量提升。
然而,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好经屡屡被念歪。为何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类似违规事件,不惜牺牲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教材市场争夺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博弈?
权力插手市场 利益干预竞争
距教育部下发关于“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知还未满月,海南省、广东江门市对学生教材予以大面积更换。虽然两地违规更换教材的行为及时被叫停,但公众追问并未停止:违规闹剧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利益作祟?
公众的质疑并非杞人忧天,大规模更换教材版本的事件也不止一次发生。部分地方检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显示,教材出版发行已成为商业贿赂多发领域。
“教材是一块‘肥肉’,出版商在每个省都安排专门人员甚至团队跑关系,使出各种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
北京一位资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仅中小学教材一项,每年市场规模就高达300亿元。每一次教材更换,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钱开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门选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潜规则。
“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为把教材打进某市,一次拿出20多万元给当地教育部门,结果该地区教育部门领导不顾教育部不许中途更换教材版本的指令,一个学期内就把一至九年级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换成了代理商推销的教材版本。”知情人士透露说。
“教材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教材选用委员会权威得不到保障,部门或个人从中捞取好处。
“教材选用必须要以保证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为前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副院长熊丙奇[微博]说,尽管进入目录的教材已经过教育部筛选,但质量和服务仍有高低之分,如果因为利益驱使指定教材,破坏了“优胜劣汰”和质量竞争法则,对于教材和教学质量也有消极影响,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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