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生集体作弊余波难息

　　《纽约时报》：“这是记忆中美国最大的一起作弊丑闻”。

　　尽管处分已尘埃落地，但涉及作弊案的学生们，一直努力为自己辩白，并赢得了社会上部分舆论支持。有62%受调查的高中生承认，“抄袭作业现象比往年更加多了”。同时调查显示，92%受调查者“对自己的道德品行”表示满意。

　　哈里斯：“科技手段在这起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使共享更加简便，也使人们对此的态度更为随意了。”

　　卡拉汉：“作弊的诱惑之所以增强，是因为过去20年来政府不断松绑法令、民间不断抨击政府，导致规范不法的机制衰退。”

　　哈佛大学上周发表了一份声明，证实校方曾秘密调查了部分教职员的电子信箱并对为此而造成的不便致歉，但声明同时强调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去年集体作弊丑闻涉及学生的隐私。这份不太有诚意的道歉，让受调查的教职员们感到愤慨，一位哈佛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怎么说呢？是无耻！”

　　其实，上个月哈佛已经给予作弊学生退学的处分，而基于法律规定，媒体的报道至今也没有提及任何一名被处分学生的姓名，为什么哈佛还要如此大费周章呢？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报道道出了个中缘由：这其实是为了调查这起让哈佛蒙羞的丑闻是如何被泄露给媒体的。最终，调查锁定了一名教师，其曾经向学生转发过一封机密邮件，但是后来证实这是个“无心的错误”。

　　这则新闻也让哈佛学生集体作弊事件重回公众视线。

　　在这所世界顶尖学府，集体作弊事件缘何发生？被称作“学术领域的死亡之吻”的退学处分，是否过于严厉？校方如此恼羞成怒地“秋后算账”，又是怎么回事？

　　带回家的考试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2012年4月、5月间的哈佛春季考试季，哈佛助理教授马修·普莱特开设一门有关 “国会概论”的课程，期末考试即将到来。哈佛校报《哈佛深红报》的报道称，普莱特先生从2010年开始教授这门课程，颇受欢迎。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容易通过”：通常，普莱特先生会布置4次带回家的考试，以此评定学生的最后成绩。一名选修过该课程的学生说，普莱特先生曾表示，他在2011年度给了120位学生A级成绩，2012年他会给出120个以上的A，同时不会强求学生全勤。

　　所谓“带回家的考试”，即让学生在学校网站下载考题，限定一星期完成。《波士顿环球报》的网站上，列出了一名选修生提供的此次考试的在线考题和考试规程，其中一条说：“这项考试可以公开使用书本、笔记本，互联网等等……考试必须遵循与随堂测验相同的准则。更具体地来说，学生不能与其他人讨论考试——包括在校导师、写作中心等等。”而阅卷时，普莱特先生一名助手发现，一部分学生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

　　在一道加分简答题中，普莱特先生要求学生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国会表面上放权给单个国会议员，但实际上权力更加集中在党派领导人手中”，不少学生举出了完全相同的例子。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学生的试卷上所列出的参考材料(其实是错误的)及其结构，都是一样的。不仅是答案，就连试题上的打印错误也很雷同，不少学生在试卷上列印“22,500”这个数字的时候，同时出现了不必要的空格。正确答案一样不奇怪，但错误都一模一样，就有蹊跷了。

　　普莱特最初的怀疑名单，只有13名学生，他们要么属于即将毕业的学生，要么是棒球队的成员。普莱特先生的报告，让哈佛大学行政董事会花了一个暑假，重新审查所有试卷，认定存在“抄袭答案与不正当合作行为”，最终宣布将公开调查。被列入怀疑名单的学生，也一举增至125名，涉及本科各个年级。也不仅仅是棒球队了，田径队、冰球队、橄榄球队的成员也牵涉其中。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浮士德在一份公告中表示：“若证实这些 (作弊行为)指控行为属实，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哈佛在知识领域一直奉行的信任准则。”

　　去年12月底，全部调查完成。今年2月，宣布了处分决定。受调查的学生中，一半人被要求“强制退学”。剩下一半学生，有些被处以留校察看处分，有些则被证明清白。“强制退学”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分，会被永久记录在案，一名被调查的学生称该处罚是 “学术领域的死亡之吻”。被强制退学的学生必须参加连续2到4个学期全职工作 (该工作不得涉及学术研究、不得由亲属提供)，然后才有资格申请复学，申请需要经行政董事会全体同意。

　　受到调查的学生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毕业离校。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称，一位已经参加工作的受怀疑学生，在收到董事会邮件后忧心忡忡。邮件中称该事一旦查证属实，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位。他说，“他们正毁掉学生的未来，如果我的学位证书被收回，那我肯定会丢了现在的工作”。

　　学生们的理由

　　尽管处分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是涉及作弊案的学生们，却一直在努力为自己辩白，并赢得了社会上部分舆论支持。

　　学生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说问题是出在了课程上和教师教学方法上。据《哈佛深红报》报道称，虽然不少学生在 《哈佛课程评级Q指南》中，将普莱特先生的这一课程，推荐为“容易”或“非常容易”，但评分却不高，且逐年下跌，从2010年的3.7分(满分为5分)跌至2011年的3.57分，2012年更是跌到了2.54分，而通常同类的社会学类课程平均分可达3.91分。

　　论坛中，有学生抱怨课程难，有学生称不理解试题究竟在问什么，有学生说，“有一个问题，针对一个从没有在我们的阅读材料中或在课堂上被准确定义的术语，我们只能求助助教给出一个定义来回答问题”，还有人称“期末考试绝对荒谬，完全与课程涉及教材不符”。也有学生质疑教师的教学方法，“课程考试之外缺乏结构性指导，如周末的助教辅导时间与考前答疑等”。还有学生称，普莱特先生在考试截止前的当天早上因为有事而取消答疑时间，提前下班了。

　　学生们为自己辩护的第二类理由是，说问题出现在“带回家考试”这种方式上。有网友评论说，当老师决定采取这种带回家考试方式的时候，就应该预料到存在作弊的可能性。但是也有网友反对这种说法。正在南加州大学攻读博士的张靖就表示，让学生将试卷带回家属于一种信任，因为在将来的科研和工作中，不会总是有人监督你；另外大学里很多考试需要的时间，可能两三个小时都不够，很难让所有学生同时集中在一起如此之久。

　　学生们为自己辩护的第三类理由是，分享与合作究竟能否算作弊？据 《纽约时报》报道，学生们认为共享课堂笔记、讨论会笔记与阅读材料是被允许的。一位受到调查的学生辩解称：“我只是和人共享了笔记，然后就被卷入其中，班上每个人都分享了笔记，出现相似的答案并不奇怪。”

　　让我们来看看哈佛校规的规定。在《哈佛学生手册》上有关“学术信息”部分，专门列出了4大学术不诚信的行为，其中有一项就是“剽窃与合作”，规定是这么说的：“校方认识到公开交流是学术努力中必不可少的……但所有的作业、项目、实验室报告、论文、学位论文、考试以及属于学术记录内的任何作业，都应该由学生自己完成……学生必须按照课程或者教学大[微博]纲的规定，遵守合作的规定……严禁合作完成考试。”

　　虽然校方处分了犯错的学生，不过也根据学生的辩白“适度”进行了一些修正：目前这门课程从2013年春季排课计划中移除。校方称，预计在2013—2014学年排课计划重新列入该门课程，但是授课教师未定。而校方网站显示，普莱特先生仍是文理学院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但他在2012年的秋季学期中，不再教授任何一门课程。校方也婉转地提醒教师，尽量避免采取把考试带回家的形式。

　　哈佛声誉蒙尘

　　集体作弊事件对哈佛这所有着数百年悠久历史，声誉、影响力、财力都属全球顶尖水平的常春藤联盟名校来说，是一个抹不去的污点。《纽约时报》的报道称，集体作弊事件是 “记忆中美国最大的一起作弊丑闻”，路透社的述评称其是“近些年美国常春藤联盟名校曝出的最大学术丑闻”，《哈佛深红报》把该事件评为“哈佛年度12大新闻之首”。这起丑闻甚至成了连获10年艾美奖的政治讽刺类《每日秀》中的段子。

　　集体作弊事件也惹恼了哈佛大学的“金主”们。哈佛的校友、哈佛大学篮球队筹款小组的联合主席之一、史泰普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托马斯·斯坦伯格，在写给学校董事会一封信中，措辞严厉地批评了这起集体作弊丑闻，说作弊的学生“显然走得太远，简直就是剪贴、复制答案”。他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甚至表示，那些作弊的学生应该“被踢出校门”。

　　集体作弊事件也让哈佛成为业界同行的取笑对象。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每年都会举行学生橄榄球比赛。在丑闻曝光后，耶鲁大学的新生们专门设计了一件T恤衫，将原本哈佛校徽上的“真理”一词的部分换成了“骗子”一词，不过该设计最终被耶鲁校方否决了。

　　世界的难题

　　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史密斯在今年2月1日发给所有学生的电子邮件中说，这么大规模的作弊事件“前所未有”。哈佛大学一个委员会正着手制订方案，以推动强化校园诚信文化，提升学生道德标准。他写道：“现在，大家应该共同反省并行动。”

　　的确，是需要反省。据《哈佛深红报》的报道，哈佛大学中作弊现象并不鲜见。2011年2月，教务长哈里斯领衔在哈佛大学广大教职员和学生之间，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诚信评估”工作，重点调查师生对待“剽窃和作弊”行为的态度。调查的结果令人惊讶：86%的参与调查的教职员，表示看到过“严重的书面作弊”行为；70%的教授称，发现过“严重考试作弊”行为；48%的学生承认有过“严重的书面作弊”行为，有22%的学生承认有过 “严重考试作弊”行为……

　　一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报告则显示，在19世纪40年代，只有20%的美国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而今这一比例已升至75%以上。不仅是在美国，欧洲高等学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据英国《星期日独立报》的报道称，过去3年里，英国80所大学共发现4.5万多名大学生存在“学术作弊”行为。

　　虽然美国并没有联邦统一规定的学术规范，但是每一所大学都有关于学术诚信方面的详细规定。一些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考试中不能以任何形式作弊，由任课教师来定义作弊行为。一些惩处的规定也很类似，南加州大学和塔夫茨大学，如果学生在带回家考试中有 “未经教师授权的合作行为”，属于违反第三级校规，该科成绩将得到“F”或者“0”分。

　　目前，美国各高校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学术不诚信现象。耶鲁大学举办有“学生诚信意识周”活动，试图吸引学生对学术诚信问题的关注，推行减少学术不诚信现象的新举措。

　　“坎贝尔法则”

　　更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在于，作弊行为越来越呈现低龄化现象，即渐渐向中小学转移。

　　仅在美国高中，学生的作弊行为，就高达56%。

　　更让人忧心的是，学生没有将作弊、抄袭行为视为“不道德”行为。

　　根据约瑟夫研究所进行的一项青少年道德调查结果显示，有62%受调查的高中生承认，“抄袭作业现象比往年更加多了”。而与此同时，该调查还显示，92%受调查者“对自己的道德品行”表示满意。

　　家长[微博]的态度也引发教育工作者的担忧。根据全美公共广播电台的一项调查，有2/3的家长觉得作弊现象 “不是什么大事”，并且认为“所有的学生都这么干”。

　　学术不诚信现象为何愈演愈烈？

　　原因很多，如技术方面的原因。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海量的共享信息与知识，为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作弊更加容易。

　　哈佛大学教务长哈里斯在评价这起集体作弊事件时，就表示：“科技手段在这起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使共享更加简便，也使人们对此的态度更为随意了。”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在1976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坎贝尔法则”：“愈是使用量化的社会指标作为社会决策的依据，就愈容易产生腐化的压力，也就愈容易曲解和破坏原本想要监控的社会历程。”如果将此法则套用在学术领域上，过于倚重成绩来评定学生，就容易带来学术不诚信现象。

　　还有学者试图从文化角度来解读学术不诚信现象。美国学者大卫·卡拉汉提出了“作弊文化”的概念，并著有《作弊的文化》一书。他还创办了一个名为“作弊文化”的网站，旨在揭露美国社会各行各业存在的不诚信现象。卡拉汉认为，学术不诚信现象不能单单怪大学生，因为在学生身上反映的是其家庭、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而在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为了追求成功而不在乎手段的社会风气。作弊的诱惑之所以增强，是因为过去20年来政府不断松绑法令、民间不断抨击政府，导致规范不法的机制衰退。(视觉设计：赵亮 漫画：许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