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开始从法国转移到美国,期间,美国出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专业汉学家。考察其学术背景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20世纪30年代都曾留学[微博]北京,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这批汉学家除费正清之外,还有毕乃德、宾板桥、卜德、顾立雅、毕格、西克曼、戴德华、韦慕庭等。
●韦慕庭与费正清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学习交往活动
第一代美国专业汉学家当中大部分人是30年代凭借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北京进修的。除了学术上的进修外,语言上的进修自然也必不可少。为这批年轻学者提供语言训练的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韦慕庭与费正清正是在该校网球场上开始了他们的友谊。韦慕庭于1932年秋天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北京,由于奖学金数量不足,他在语言学校学习时兼做该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与他相比,费正清还要更辛苦些。费正清1932年初作为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来到北京,一开始因为有罗德斯奖学金,生活得很舒适。1933年该奖学金到期后,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失败了,于是只好到清华[微博]大学[微博]去兼课。当然,即使是在奖学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况下,美国留学[微博]生们的生活也不会困难到无米下锅的程度。当时美元与银元的兑换率是1:5,留学生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住宽敞的房子,并至少有一名仆人。
在北京,留学生们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会。1929年至1934年毕安祺任美国史密斯苏尼博物馆(即美国国家博物馆)驻北京代表时,曾组织每月一次的聚会,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美国驻华公使詹森(1929年-1935年在任)也时不时地请年轻学者们打打牙祭,以示作为在华最高官员的关心。而让留学生们更为兴奋的是,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
●费正清和蒋廷黻、胡适、丁文江等有过交往
民国建立前后留学英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30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1933年费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华的教职,完全得益于蒋廷黻的关照。蒋廷黻于1912年至1923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29年至1934年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蒋廷黻之外,费正清还和胡适、丁文江、陶孟和、金岳霖等有过交往,并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下终身的友谊。费正清夫人费慰梅为这对研究中国建筑的伴侣所写的传记于1994年面世。费慰梅从小就对绘画很感兴趣,到北京后开始研究中国的美术和建筑,梁、林夫妇在这方面无疑是她最好的老师。如果说故宫、天坛、长城代表了中国的古老文明,那么这批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年轻教授则给北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和活力。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让北京充满了魅力,美国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用“黄金时代”来称呼他们留学的那段时光。
1932年,刚到北京的费正清在家书中这样描写他和中国学者的第一次接触:“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位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身旁,敬我笋片和鸭肫肝,别的人也对我异常亲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不快之感,并且借助于通常的中国酒,我感到胸怀开朗,什么事都对他们说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荣耀呢?”(《回忆录》英文版46页)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除了学识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当时的费正清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教父”。
●第一批留学生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在华的利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美国政府、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最早的这批留学生在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费正清)、康奈尔大学(毕乃德)、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芝加哥大学(顾立雅)、华盛顿大学(戴德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加州大学(宾板桥)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还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的事情只是一般的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叶理绥甚至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只能属于新闻学的范围。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同,费正清将自己的课题锁定在近代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上,其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之外又特别注重使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所有这些使费正清显得与众不同。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被拒绝是不奇怪的,这一经历使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来与哈佛燕京学社分庭抗礼。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微博]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北京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