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子女的留学路：被改变的命运(图)
“4月1日那天，我收到了加拿大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全奖录取通知书。晚上，我、妈妈、王泽方、王雪蒙、老孙、吴郎，我们一行人坐上了去安徽六安的大巴，风尘仆仆……”
两年前，拿到通知书后，在上海生活了十年的王新月，和家人、朋友一起踏上了返乡旅程。十年来，因为读书求学的问题，她曾数次往返于六安与上海之间。而这一次返乡，终为这段一度前途黯淡无光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幸运儿
去加拿大之前的最后一个清明节，王新月回乡给爷爷奶奶上坟。
“傍晚，我们在大伯的带领下，来到爷爷奶奶的坟上给他们上坟。记得当年为了生活，我们随爸爸妈妈去了上海。那年我8岁，王泽方6岁，王雪蒙4岁。当时爷爷刚好去世，一晃已经10年了。”她将这一次回老家的经历写成了《回乡记》。
那还是2000年，在安徽农村生活了八年的王新月，跟父母一起去了上海。来上海之前，王新月的爸爸在老家当过中学老师。
家乡贫困，很多学生弃学走上打工之路，当老师的父亲不愿孩子也走上这条路，他狠下心来到上海打工，为三个孩子寻找新的出路。
但上海的大门对外地小孩是关闭的。他们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这些学校条件普遍很差，教学质量不高。王新月只能进入了宝山区沪皖农民工子弟学校念书。
好在糟糕的环境之下，也有偶尔出现的一线亮光。王新月和更多农民工小孩来到上海的幸运之一便是遇到了张轶超和“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以下简称久牵)。
张轶超是复旦大学[微博]学生。2001年，在校报采访中偶然得知农民工子弟学校落后的状况后，成立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团队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第一次站在沪皖打工子弟学校门口时，他们的愿望强烈：要让这群从未好好看过世界的孩子真正领略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
最初，他们只是去给农民工学校募集文具、上英语课，但却发现这并不能真正改变农民工小孩的生活。在张轶超看来，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他和同伴开始张罗着在课外提供兴趣课程，自己集资出钱租赁场地，教授天文、地理、摄影、日语等。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久牵”，意即“长久牵手”，长久免费地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
当同伴们逐渐散去，为各自的生存与生活奔波忙碌时，张轶超坚持了下来。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他进入了上海一所国际学校教书，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久牵”，陪伴着农民工小孩的成长。
王新月遇到张轶超是在小学三年级，此后张轶超便走进了她的生活，带着她成长。他带他们去捉蝴蝶，让小孩子自己去感受很多东西，在感知中去认识这个世界。
“久牵”也成为王新月生活中的一个重心。
在经历资金短缺、场地退租、人员四散的困窘之后，2006年是“久牵”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张轶超与美国人柯慧婕一起成立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并寻找在上海各大演出大厅的表演机会，经此募集到了更多资金，得以租下一套两室一厅，有了常规的活动基地和钢琴、扬琴、电脑等许多设备以及大量的图书。
王新月很喜欢“久牵”的书，生性调皮的她，常常将书带回家，带到学校送给同学，和他们交换书来看。管束不了她的张轶超，一度生气地要将她赶出“久牵”。
现在回头去看，王新月仍然感慨自己的幸运：在农村有爷爷奶奶的宠爱，“我爷挑担子会一头放我，一头放石头，从村里走过时全村小孩都羡慕我”，来到上海她又遇到了张轶超，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
回乡与返沪
然而，美好的小环境终究敌不过冷峻的大环境。临近小学毕业，王新月的父母面临着选择：让她呆在上海念初中，还是回老家？
张轶超在“久牵”教过的不少农民工小孩，都徘徊在回老家还是留上海读书的两条道路上。留在上海将无法在本地参加中考[微博]。若想要参加高考[微博]念大学，就得回家参加中考。
成绩好的小孩，家人大[微博]多会选择送回老家。成绩不太理想的，张轶超会建议留在上海念中专，在他看来上海资源丰富、信息广泛，留下的价值更大。
王新月生在一个重视读书的家庭。“我爷爷奶奶很重视教育，觉得能多读点书就多读点。我爸受影响，对我们的教育也很重视。”最终，家人决定让孩子早点回家，以适应老家的教学环境，在老家中考。
2004年，王新月又回到了六安，念六年级。
然而，在上海呆过之后，回乡的农民工小孩已不能适应老家的环境。在老家，王新月没有朋友，没有归属感，回到家乡却仿佛是异乡人。
不会讲家乡话的她，却得听老师用家乡话上课，用家乡话骂人，“骂得很难听”。生性调皮的她，带着同学逃课，去隔壁的果园偷桃子，成为频繁挨骂的问题学生。有一次被骂后，她忍不住与老师顶嘴，在办公室里闹得动静很大，气得老师打电话给她父母告状。
而王新月也一直闹着要回上海。终于，母亲决定把她接回上海。王新月如愿以偿。
在张轶超看来，那时的王新月就已经很有主见。“别人不习惯也就算了，可能就随波逐流到中考。但是她整天和老师闹，最后迫使她妈妈把她又接回上海。”他说，“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她若没有这么顽固，后来就不可能去UWC了。”
回到上海，王新月面临读初中的问题，糟糕的现实环境又一次摆在了面前：农民工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公立学校相差甚远，但进入公立学校却很难。
张轶超一直在为这些小孩的义务教育想办法。2004年秋天，听说上海宝山区高境三中只要通过考试，并交纳一学期880元借读费，农民工子弟就有机会入学，他立即带了七个学生去申请。尽管考试成绩普遍很差，但在张轶超的说服之下，高境三中仍接收了三个学生。
2005年，王新月回到上海后，也参加了高境三中的考试，却因英语只得了30分而被拒绝。她找到了张轶超，托他去帮忙说情，学校给出一个条件：两个月后再来考一次英语。
那两个月成了王新月记忆中最踏实学习的两个月。在大学生志愿者的辅导下，她每天8点起床开始学英语，一直学到晚上八九点。两个月后，她的考试成绩变成了80多分，成功进入高境三中。
班里只有两个外地孩子，可因为王新月成绩好，她被班主任任命为班长。一度，王新月乐观地认为可以在上海升高中。
“当时她还相信有办法在上海考高中。可能是老师跟她有过口头上的暗示，也有她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些保证。”张轶超说。
幻想最终在初三下学期破灭，政策没有放开，她这才真正意识到现实与前路的灰暗。
“信心挺受挫的，觉得很不公平。”她回忆起当时的状态，“成绩很好却不能参加中考，也不想回老家，觉得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初中毕业后的暑假，王新月发过传单、经常和卖水果的小伙伴腻在一起，一度想要不再念书，直接去做生意。
她的妈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仍觉得好气又好笑：“成天吵着，妈妈给我三百块钱，给我五百块钱，我去进点水果来卖。”
在张轶超看来，这只是王新月受打击的表现。本来是全班第一名，却不能参加中考，所以需要找个宣泄口。
但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张轶超，都不希望看到她中止求学之路。
“虽然我们不能中考高考，但我爸说我们该读中专读中专，该读大专读大专，然后专升本。”王新月说。
于是，她去了上海一所中专继续读书。
还有一条路，是张轶超指明的：在国内考大学难，可以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