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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在大学中职业规划比思想碰撞更重要，当支票比智慧更具吸引力时，教授的角色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学生在课业上获得“A”，却并不再将他们的教授看作思想家或人生导师。Mark Bauerlein是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文学教授，在他看来，大学可能真正影响学生的地方，是课后学生与教授的直接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教授将自己的研究和思想无保留地传递给不同学生。但在他看来，即使在顶尖名校，大学已经成为学生走向社会的过场，无论教授还是专业课程，学习的意义实际已经流失了很多。

不要把大学当作走向社会的过场

　　在接下来的几周，两百万美国学生将会获得自己的本科学位，他们有的会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有的便会直接开始工作。那一天他们会感到非常高兴，也会牢牢记住自己毕业的院校。但人生中这一特别的篇章被翻过去之后，当学生们再回顾在学校里的时光时，教授这个高等教育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却常常被遗忘掉。

　　学生们都会说，他们对老师是十分满意的。毕竟，大多数学生都会受到老师的认可。在1960年，只有百分之15的学生能的得到A，而如今这个比例上升到了百分之43，A也变成了最普遍的评分成绩。

　　学校员工对学生的态度也很友善。根据一个国家范围的调查，百分之61的学生表示他们的教授经常把他们当成员工或是同龄人来对待，而只有百分之8的学生会经常收到有关他们作业的负面评价。超过一半的毕业生坚信他们在表达，写作，批判性思维和做决策方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尽管学生们对老师都很满意，他们并没有将老师们当做思想家或导师来看待。学生们仅仅是报名课程并完成作业，但是很少在在一门课结束后继续更长久的研究。

　　在课外的互动频率可以用来衡量学生是否对教授自身的想法和智慧有兴趣。这种互动经常以课后偶然对话的方式进行，它并不属于课程内容，但却可以帮助传递见解，也会使更多的学生效仿。

　　学生们一直以邮件的方式联系教授，因为当你在自己房间里就可以联系到教授，为什么还要穿过整个校园去找他们呢？但这种以邮件提问的方式对于真正的指导而言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

　　但事实上，愿意与教授面对面交流的学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本科生，除去每周在课上的两个半小时，他们与教授的交流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根本没有。

　　在大学的第一年里，百分之三十三的学生说他们没有和教授进行过课外的交流，而百分之42的学生只过有很有限的交流。这些数据在毕业班学生中会低一些，有百分之25的学生从未与教授有过谈话，百分之40的学生有有限的交流。

　　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当我上个月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遇到Todd Gitlin时，他说：“我崇敬我的许多老师。”

　　Todd Gitlin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受人尊敬的新闻和社科教授，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他变为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主席之前，Todd Gitlin只是一个在哈佛读书的暴躁的工薪阶层孩子。

　　我问他学生是否有因为对教工的不尊重而导致动乱。他告诉我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好战分子们只会攻击那些违背教授所创造的自由学术空间的管理人员。

　　我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里见到过学生们积极与教授交流的场景，当时你在经过教工办公室的时候必须要穿过那些排队等着与教授讨论的英文专业学生。

　　虽然可能会有400名大一新生，但当你在大学第一年刚刚开始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认识一些教授并经常与他们进行长期的交流。与教授交流的时间是公认的文学教育中最核心的时间。

　　我们对引导的渴望是非常普遍的，而从1966年就开始研究学生的美国新生调查(American Freshman Survey)对此给出了证明。在给新生的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题问的是他们心中必要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百分之86的学生在1967年回答的是找到有意义的人生哲理，这个比例比将财富放在第一位的学生高出两倍。

　　一般情况下，学生们会向教授讨教关于道德和世俗的理解。然而现在，赚钱的方法已经代替了人生观成为学生向教授询问最频繁的话题，只有百分之45的学生会与教授讨论人生观，而有百分之82的学生对发财之道更感兴趣。

　　当我在一个温和的二月下午回到UCLA，昏暗的走廊里非常安静。许多学生在四方院子周围交谈漫步，但在英文系里只有八分之一的门开着，1400名英文系的学生中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在等待与教授交流的机会。

　　当在大学中职业规划比思想碰撞更重要，当支票比智慧更具吸引力时，教授的角色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可能会变成有着几十年阅读，写作，旅行，纪录和做研究经验并且上过80门课的老教授，但是学生们并不会再躺在床上仔细琢磨我们所说过的话，他们已经不再想成为学生。

　　令人遗憾的是，向学生们强调研究的重要性的教授们自己却对此不以为然。因此，大多数本科生从来没有感受过受求知欲驱使去学习的感觉，也没有经历过自我实现和与学术模范一起努力的阶段。

　　自从2000年开始，我就让学生们每周都带着文章的草稿来找我。我们一起一句句地评价并修改文章，我会让学生整理出更清晰的观点或想出一个更好的动词，也会圈出使用不当的修饰语并等待学生修正它们。

　　在等待的时候，我会为学生感到同情。校园里有许多东西会干扰学生，例如体育馆，短信和繁忙的一周。大多数时候，学校会将学生当作消费者，而不是真正的学生来看待。而在学生眼里，教授就是提供服务的人。

　　许多年前当我在Emory大学就职时，一个管理校园生活的主管向新生们传递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信息：学生们不应该太专注于功课，校园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但与此同时，我发现我的写作会面可以帮助消除这些困扰，学生们在第三次会面的时候会有全新的态度。他们会告诉自己：这个老师不会关注我的不足，而是尊重我最棒的想法和语句。

　　如果你不在课上给学生们挑战并在课后给予他们鼓励，那你将无法成为他们的精神模范。如果我们教授不这么做，那么这些课程就无法达到将渴望的精神变成广阔的思维这个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当我们是以这个目标给予学生的帮助时，我们的帮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只应该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成绩。我们不再是令人敬畏的精神或道德向导，模范或鼓舞，而是评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