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中国梦

　　这是一次让我们颇感无力的策划：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一直被诟病为思想与理论的荒漠，因为本土化商业精神稀缺，可以称之为思潮的更是贫瘠而隐蔽。

　　这也是一次让我们颇感自豪的策划：在不断回顾历史，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本土商业思潮，多年来一直在体制与市场的缝隙间潜滋暗长，并与全球最具时代感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不断融合。

　　——仿佛是为了印证这个结论，就在我们这期策划的收尾阶段，一个消息传来，在9月5日公布的201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入围名单中，柳传志与王石入围了领导力奖，李开复入围了创新奖。这是有“管理思想界奥斯卡”之称的评选12年来首次出现中国人的名字。在他们的之前，是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竞争战略之父波特、管理学大[微博]师柯林斯等商业思想界殿堂级的人物，以及韦尔奇、盖茨、乔布斯等传奇企业家们。

　　与这些大师相比，中国的商业思潮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承载着一个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最真实的气息，是最“接地气”的实用化本土商业理论与经验，是世界可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业声音。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思想的觉醒，商业亦然。

　　正因为此，创刊20年以来，《商界》杂志一直关注中国本土商业思潮的发展，《新商业精神》、《热产品》、《实业之死》、《人肉互联网》、《微创新指导书》，我们关注每一次商业思潮与商业理论的兴起，以及其背后中国商业力量的成长与变化。

　　回顾中国三十年市场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同时从中看到一部商业思潮的孕育史。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结构、文化氛围、传统智慧，与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现代商业理念、方法交锋并融合的过程。

　　——或许，这正是我们这次盘点的真正意义。

　　综述：寻找中国商业思想

　　中国商业思想从哪里来

　　1984年，一家名为“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企业在北京成立，公司的创办者柳传志对当时中科院的领导豪言壮语：“我们一定要把计算所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在这样的“雄心壮志”之下，这家“新技术发展公司”卖过旱冰鞋，卖过彩电，不需要真正的新技术，也不需要科学的商业理念和管理模式。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只要能实现“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卖什么不是问题。

　　29年之后，2013年9月5日，有“管理思想界奥斯卡”之称的“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公布了2013年单项奖入围名单，柳传志与王石一起入围了领导力奖。这时，他的“新技术发展公司”已经更名为“联想”，成为世界第一大PC厂商。

　　从为了200万元年产值“不择手段”，到入围“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业思想家”榜单，柳传志和联想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商业思想发展的缩影。而这一评选12年来首次出现中国面孔，更是世界对于中国商业思潮的重视与肯定。

　　中国现代商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商业思想的贫瘠一直被外界诟病，中国企业在摸爬滚打中，也大多借鉴外来的经营管理理念作为武器，习惯了《基业常青》、《从优秀到卓越》、《第五项修炼》，而本土化商业思想一直被笼罩在这些西方管理大师们的光芒之中。

　　事实上，当我们重新去正视，去找寻中国本土化的商业思潮时，才发现，中国的商业思想也许稚嫩，却与中国这个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有着很高的契合。在最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每一次商业思潮的产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商业理论一次次融合的过程。这是两种商业理论的碰撞，更是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直接激烈碰撞，这样的交融，注定带着独特的光芒。

　　要寻找中国商业思潮，首先必须理解这两种文明的特质。

　　农业文明是大陆模式，以退让、保守为特色，拒绝内部竞争，重视集体主义；

　　商业文明是海洋模式，以进取、创新为特色，鼓励内部竞争，重视个人主义。

　　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形成了自己明显的关系特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总结出华人社会的五个明显特征，分别是叠合性、等级性、强调诚实、看重道义、具有弹性边界。其中位居首位的叠合性，便是指华人融为一体的关系圈，这一关系圈遵循着一些只有华人熟知的潜规则，例如在一个企业组织中，年龄大的员工往往更有影响力。#p#副标题#e#

　　中国商业思想形成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两种文明的一次次碰撞中，将这些潜规则“显规则化”的过程。

　　商业思想的多重博弈

　　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碰撞的过程中，至少有五次大幅冲撞。

　　1.帝王文化与契约精神

　　华人社会特性之一便是严格的等级观念，帝王文化、家长[微博]文化在中国社会无疑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们难免受其影响。中国的商业思潮演变，事实上就是契约法则下的商业思想、理论与中国企业家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互相融合、妥协、一体化的过程。造成的结果是，在企业经理管理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中魂西制”的特色，即用西方商业文明的方法论，来承载中国传统等级文化的内涵。

　　2.道与术

　　中国人是一个重“道”多过于重“术”的群体，讲求用共同的理念来统一群体性行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然而另一方面，在商业实践中，中国商人的短板恰是“术”的内容。于是，吸收西方的现代化管理方法与经营技巧，统一于中国式的商业理念中，成为中国思潮形成的另一种模式。

　　3.人情与利益

　　人情是中国关系网中的重要元素，看重情感与道义，讲求与熟人合作，并知恩图报。在一次次的人情往来中，关系也随之不断加深，无论社会关系还是商业关系，皆遵循着这样的循环法则。

　　随着商业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分工的细化对商业合作双方的技术、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基于人情关系的合作原则遇到了利益的挑战。在人情与利益交锋的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人情式契约关系”，既在合作之初重视关系的作用，又在合作过程中遵守契约精神和道德底线。

　　4.做事与做人

　　每一个到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海外人士都有这样的鲜明感受：在西方，做生意就是各种实力与条件的较量，在中国，做生意首先是对方对你这个人的认同。

　　做人与做事，管人与管事，是中国商业行为与西方商业行为的重要区别之一。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商人也在与海外商业力量的交流中逐步适应。加上一批“海归”力量的加入，中国商业思想与理论逐渐形成了做人为手段，做事为目的特色，并体现在经营与管理的方方面面。

　　5.责任与原罪

　　受政策与市场背景的影响，中国商人的“第一桶金”，往往带有一定的投机性与偶然性，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原罪。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向来有“英雄不问出处”的思想。中国商人又有着浓厚的社会责任，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对体制认同的追求，让他们本能地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对“名声”的注重，成为一种法律甚至道德之外的约束力，构成着他们的商业原则与底线。

　　站在时代的转折点

　　在中国商业思潮的发展史上，有以下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上一页12345下一页濞达絾鐟ょ粭鍛村礂閵婏附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