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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钧：任何的行业都有矫情的人。我觉得艺术家是个贬义词，没有任何意义，我做歌手其实完全也是半路出家。我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爷爷黄埔军校毕业，母亲家人是留学[微博]回来的，他们是瞧不起艺术家的。我爸爸上大学的时候西影厂曾经找他做演员，我爸爸挺帅的，很喜欢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他演政委。结果我爷爷一句话就拒绝了，“我们家不可以出戏子”。

　　但是我大学学的是英文，听摇滚乐，因为热爱所以我就去做乐队，那时候不可能有什么想法靠音乐挣钱，这是不可能的事，能出唱片都是一个神话，后来各种机缘巧合就当了歌手，才接触这个行业。到今天，其实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朋友都很少，来往的人不多。我不愿意当艺术家，没有意义。

　　最崩溃的时刻

　　CE:你所理解的互联网经济是什么？

　　郑钧：我个人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概念是，有人举手，我这儿有便宜大家来占吧，大家都来了你就赢了，其实最大的便宜是被举手的人给占了。美国人的互联网思维不是这样，而是这儿有好东西，你们来买吧，有好产品他就成功了。

　　CE:孙总，你也换位思考下，你对文化产业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孙陶然：好像很多做文化产业的人是把文化当作一个挣钱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想去做文化。我觉得人做事还是目的纯粹些好。

　　CE:音乐人创业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孙陶然：最大的机会就是不创业。创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求综合素质，能不创业最好就别创业。就像当厨师跟开餐厅是两回事，虽然餐厅也是卖饭的，但是厨师只要炒好菜就行了。开餐厅不然，炒菜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这两个事情要求的素质不一样。郑老师比较难得的就是，他兼具这两方面的素质。

　　郑钧：我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战略的架构能力还是比较强，但是具体的执行我不行，跟人谈判打交道我不行，所以团队搭起来之后具体的事都是他们来干，我把关。我可以当将军，但是打不了仗。这个我有自知之明。

　　孙陶然：具体的事干得也挺好的。合音量的想法他跟聊了差不多五六分钟，我就决定加入，这是多强的销售能力呀。(笑)

　　郑钧：他确实是最早支持我的。我当时觉得是个好事，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给支持。原来我做动漫公司的投资人包括邓锋和徐小平，可是这件事我都没有跟他们提过，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太新，到底能不能做成、怎么样做成还需要考虑。直到跟拉卡拉的合作发布会结束，那天邓锋问我，为什么没有通知他。我说，之前不够成熟，没好意思通知你。他说，你这个做得不对，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其实在这件事上，陶然在推进这事的进程。我热爱的东西也太多了，去西藏转山、打坐、打高尔夫球、看书、看碟等，总觉得时间不够分配。我是个喜欢享受生活的人，我也不爱上班。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天使万网的张向宁也是老打电话催我进展。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非常感谢。

　　CE:之前的动漫公司你也拿了投资人的钱，现在拿企业家的钱，这两者有何不同吗？

　　郑钧：他们都是以个人名义投资的，到现在我也没有拿过机构的钱。因为我的这些天使投资人是如此信任我，所以我绝对不能把这事半途而废。动漫公司我做了五年，其中有非常多的崩溃和艰难，但是我都咬牙赌了，我动用所有的资源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情，合音量我也会尽全力把它做成。

　　CE:经历过最崩溃的事儿是什么？

　　郑钧：《摇滚藏獒》一共花了5500万美金，大部分都是我找来的钱，我自己也放进去很多钱。5500万美金做一部动画电影，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而且是由好莱坞的大团队来制作，导演是《玩具总动员》的导演，我们在美国有分公司。其实有一阵我真的觉得，可能已经到尽头了。

　　动画片做到2/3的时候，资金就出现问题。原来一个机构说好要投的钱，都审计完了，临近签约突然告诉我说，投不了，条件有变化。这一点让我特别崩溃。因为你很被动，你已经把其它的机会都推掉，别人拿住你了。

　　当时那个经历也是非常戏剧性的。我还算比较聪明，给另外一个很大的公司老总打电话，把事情如实交代，我说，“我不懂这个情况，你能帮我看一下合约吗？帮我指导一下。”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一听就说，能不能先别签，你让我看一下这个片子，如果很好的话我们也投。我说，我要去西藏，一会儿就去机场。他说，你把电话交给我，我让同事去联系。我从西藏转完之后回来大概半个月了，在外地演出。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飞到北京一趟？要签约。他们看完片子当时就决定投，三天内准备好合约。

　　CE:像郑钧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孙总应该经历过很多。你对他在这个事情上的表现打多少分？或者你有什么建议？

　　孙陶然：99分，差一分是应该备份B计划，其实他们也做了，只是跟后面这一家应该也保持接触。任何商业最主要的是备份计划，你在往A方向做的时候，必须是有B方案、C方案来保证出现任何变动时，事情都能够度过。这是为什么拉卡拉这轮融资5月28号结束，但是我没有宣布，等所有的资金到账之后我再宣布。如果万一有人在中间出现一点变化，我绝对是有B方案、C方案可以保证整个的规划没有问题。

　　而且好人自然好报，刚才郑老师讲的我也非常认同，首先你要做一个好人，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对方也会按照好人的方式来对待你。我们这轮融资一开始有一家大的机构非常强烈地要投我们，我也喜欢他们，我跟他们董事长谈得都非常好，双方理念完全一致。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内部可能有一点点变化，如果我们要求时间很短去Close这轮融资，他建议不要等他们，如果以后有机会他第一时间愿意再投进来。就是说，他会提前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免得最后落空。

　　生活和生命

　　CE:你们现在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孙陶然：从某种角度来讲，人生有点像修行，分为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你需要去念书；第二个阶段你要做自己的事；第三个阶段当你的事做成了之后，其实会多做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事。一个完整的人生应该不断地往更高阶段去修行，当你应该修行第三阶梯的时候却还在第一阶梯、第二阶梯待着的话，我觉得是悲剧。

　　郑钧：我非常同意。去年生日的时候，我许愿希望做个对社会有益处的人，而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活着。他刚刚说人生的几个阶段，从去年生日许愿，我觉得人生第三个阶段要开始，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对别人有益，做点贡献，直到我死。

　　CE:近两年明星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跟互联网投资沾边的特别多；另外是追寻信仰。恰好这两个特征都与你有关，这是为什么？

　　郑钧：因为人活着有两部分，生活和生命，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边折腾，生命永远没有进步；有的人可以从生活过渡到追求生命的境界。说到底，最后有钱人也好，没钱的人也好，都想让自己活得更快乐、自在。明星也是人，也有一样的追求。有智慧的人就会追求。

　　孙陶然：前两天我在飞机上正好碰到一个多年前认识的明星，没聊几句，他就用了一个词，庶民，他说，这个节目都是明星，不是庶民参与的。我一想，原来我们是庶民，你们是明星。(笑)社会上的职业只是你的一个角色，人生修行其实是你精神、心理层面领悟的过程，以哪个职业去进行你的生活，这只是一种职业选择。

　　郑钧：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做一个企业是很累的一件事，要付出很多的心力。我现在尽量集中做几件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这一辈子做企业，估计合音量就是最后一个。

　　CE: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共事件，窦唯坐地铁被拍到一张照片，引起舆论热议。你们怎么看？

　　郑钧：我很喜欢窦唯，我觉得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状态跟他的内心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内心是不是富有和强大，不是你从外观可以得出结论的。他自己觉得快乐和自在就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有一个气节，我就是要做这类音乐。他内心的富有我们可能看不到，也理解不了。但并不意味着他内心就像你想象的那样，他会觉得没面子，或者好像自己很狼狈，这都是人的想象。

　　20年前我去香港，跟四大天王一起演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有名，也很成功。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可能成为他们，因为我不愿意付出他们付出的代价。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东西，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我不想成为一个娱乐的工具。

　　孙陶然：我特别同意，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内心怎么样，但我相信他肯定是在追求自己内心的人。最高境界是你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而更在乎自我评价。(记者/翟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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