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熊丙奇专栏

　　本人最近和多所民办高职院校的院长交流。他们的谈话，都表露出对民办高校前途的忧虑：10年前，国家高等教育资源不充分，那时，民办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其肩负的使命是，作为“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减轻政府举办教育的财政压力，同时提高高考升学率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而随着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充足，民办高校作为公办高等教育有益补充的“使命”似乎不存在了，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被视为可有可无了，面临“过河拆桥”的尴尬。

　　他们还为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比如，这几年来，高考报名数持续减少，影响高校的招生计划，减得最多的是民办高校，而作为公办的一本院校、二本院校却减得很少，其理由是，就是给民办三本、民办高职那么多计划，也不会有学生报考，在一些地方，少数三本院校和民办高职在高考录取中出现“零投档”。还比如，最近教育部决定，在原有已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左右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按理，民办高职也应该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可在一些地方，候选名单中没有一所民办院校。

　　民办高校的生存确实非常尴尬。虽然有专家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组的报告——这份发布于2007年6月19日的报告说，中国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人数占世界的17%，但是教育市场价值却只占2%，因此，在未来10年，中国将是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市场——指出民办教育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这更多指政府介入不多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学科辅导，英语、计算机等应用能力培训，对于承担学历教育的民办高等教育来说，却面临生存危机。统计数据显示，在未来10年，我国18～22岁年龄人口将从2010年的12438万人降低为总计2020年的8920万人，总计下降3518万人，这将直接冲击高等学校的招生。

　　如果当前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高考制度在未来10年不进行根本改革——虽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将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全新制度，然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改革步骤和时间节点——那么，在目前高考录取体系中，被列为第三批(三本)的民办本科，以及列为第五批(专二批)的民办高职，将在录取批次靠后、学费高、学历受社会歧视的三重冲击下，被考生冷落。而政府部门没有了提高当地升学率压力(高考上线率已普遍不被政府重视，政府部门关注的是一本率、二本率)，同时为了维护公办院校的利益，极有可能放纵这种局面。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民办教育进行了新的界定：“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界定是“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在民办高等教育界看来，也很不妙。“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适合于民办学前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显然过了“黄金期”，“量”上不需要增长，“质”上就是出现硕士点、博士点，也增长不过公办本科。

　　实事求是地说，民办高等学校很难在未来10年成为教育发展的增长点，然而，却可以扮演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这就是通过开放教育竞争，促进高等学校建立市场机制。在笔者看来，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我国应率先在民办本科、高职实行完全自主招生，探索在这些高校间建立自由转学制度。民办本科和高职的自主招生，实行“申请入学、注册入学”制度，申请者只需具有高中同等学力，可不受户籍限制，包括农民工及农民工子女，只要高中毕业，都可在打工的城市申请进入这些学校求学；同时，这些学校建立“自由转学制度”，如果受教育者不满，可以提出转学申请，到另外的高校求学。

　　以上改革，将解决这些院校的生源问题，同时让高等教育资源为更多的公民所享有(不能一边办学萎缩，一边却无机会进入高校学习)；更重要的是，将通过学分互认、自由转学，促进我国高校间的竞争，让“宽进严出”成为可能。其实，这也是总体提高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必由之路，让大学在市场竞争中确立自身的地位，才有可能“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教育规划纲要》语)，也才能让公办学校不再受教育制度的保护，也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成为“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高校显然想扮演这种角色，可是政府部门会给他们机会吗？这不但关系到民办高等院校的前途，也关系到中国所有大学的前途。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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