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3月21日财新网)。

　　强调这个研究的“严谨性”，是因为现在类似的调查特别多，不过太不严谨——随便设计个问卷，网上随便调查几个网友，轻易就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而这项调查很严谨，是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微博]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研究基础上，以严谨论文发表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如何解读“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呢？可能很多人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高招腐败，想到“权力通吃”。 不过我觉得，“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可能跟“权力通吃”关系不是想象中那么大。腐败之风刮进了象牙塔是事实，可是高考[微博]仍然是当下中国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尤其是北大，曝光率太高，已经是“过度”置于舆论的监督之下了。

　　也就是说，权、贵、学的勾结起码在“上北大”问题上还是受到很多约束的。那“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觉得，问题恰恰正出在普遍认为公平的高考上。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并非是权力操纵的结果，而是社会不平等在高等教育、在重点大学生源比例上的反映。这个社会性的不平等，会自然地投射到大学生源的比例上，而这，又是高考本身所无力改变的。

　　很多人盛赞高考公平，反问“如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可是，寄望于高考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制度性地改变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或者其功能是非常有限的。

　　分数面前，虽然人人平等——可是，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可以以看似“平等”的方式获得更高的分数，比如城市孩子仅在英语分数上就比农村孩子高20多分，高级干部云集的地方，比如北京，北大分数线要低一大截。干部子女由于其家庭资源，能在高考中掌握更多的优势，使其无须借助特权就可以比平民子女更容易走进重点大学。

　　面对这个数据，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高考公平，需要深入解读的是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对资源分配的貌似“合法”的不合理影响。　　　　　　(北京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