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如山
——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命题工作的回忆
赵亮宏
“文革”后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是从高校招生工作开始的。高校招生工作拨乱反正的核心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恢复实行入学考试。
1977年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命题和组织考试。第二年，恢复全国统一入学考试，高校招生及其入学考试工作从此步入正常。
1978年春节刚过，教育部由刚刚恢复建立的学生管理司就如何实施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组织命题，命题以什么为依据。由于“文革”以后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各地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差异极大，高考命题缺乏依据，考生复习也无所遵循。因此，研究的结果是，应该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发一个复习大纲，指导考生复习应考，同时也是命题的依据。教育部领导同意了这个意见。司领导指定由李键（时任学生司办公室负责人）和我（从清华大学借调到这里参加招生工作）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并请求高教司、普教司派人参与。
按照考试科目设置情况，我们从大学、中学和省市教育部门和教研机构请了一些人员，分别组成几个编写小组，每组五六人，由权威学者牵头。
在多方努力和协调下，大纲经教育部领导最后审定后，于4月初付印、下发，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8个科目。
从4月份印发高考复习大纲到7月份实施考试，对于考生和考试工作组织者来说时间都很紧。
为保证能按时考试，学生司对高考命题工作进行了安排，指定宋葆初、李键和我三个人具体负责组织命题，并商请当时的高教司和普教司派代表参加。宋葆初同志在“文革”前就从事这项工作，经验丰富，他是我们这个小班子的牵头人，这次参加命题的许多老师也是他提名推荐的。
1978年是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考生近600万。对此，我们都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能全力以赴投入其中。
命题工作地点的选择也是个问题。几经讨论，看中了青岛。司里派李键同志持教育部介绍信去青岛联系，青岛市领导欣然接受安排命题场所的工作。
命题工作从5月下旬开始。山东省和青岛市对这项工作在场所选择、对外联络、生活保障、安全保卫等方面做了精心安排。
命题人员的选定参照了选择编写复习大纲人员的原则，即组成人员由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和高中教编教研人员组成。大学教师是我们根据高校学科的特点请有关学校推荐的，其中一些参加了复习大纲编写工作；中学教师和教编教研人员是请一些省市教育局或招办推荐的。选定的命题人员按考试科目分设小组，其中外语按7个语种分开。命题小组根据考试内容情况，每组七八人、五六人不等，组长由该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担任。
因为命题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同时又要对外联络，我们对外用了“教育部教材编审会议”的名称。工作第一天，在住所的餐厅召开全体会，教育部分管招生工作的高沂副部长讲话，学生司张君实副司长出席，宋葆初同志就命题原则、指导思想、试题内容和分量，以及一些程序性安排讲了具体要求。
从命题开始到考试实施，总共两个月时间，其中后一个月要留给各省市印卷并将试卷分到各考点，前一个月用于命题、审题、印刷排版和制型（当时的印刷技术需要先在印刷厂排版并制好纸型，再由各省市用纸型浇成铅版来印成试卷）。因此，真正命题的时间不过半个月。这样，各命题小组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拿出试题初稿，再用几天时间反复推敲，完成一个送审稿，时间紧任务重。
各学科命题组组长的卧室就是工作场所，另外，安排了一间较大的房间作为保密室保管命题资料，由宋葆初同志负责，兼作卧室。与命题内容直接有关的资料都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铁柜中，每个组的资料存放在一个提包中。每天两次上班开始工作前，各组保密员（从各组老师中分别指定）到保密室领取提包，下班时交回。每本笔记本和每页工作用纸都打上号码，不能缺失，交接时要查验。
命题人员每天都在两栋小楼内工作和生活。我们规定，命题人员不能同外界通信、通电话，散步只可在楼外限定区域且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所有人、所有工作，只能通过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同外界联系。
通过老师们的努力工作，各组都按期交稿。这份恢复全国统考后的第一份试题经教育部领导审核后定稿。上述人员立即将稿子送到早已联系好的1201工厂排版，再把排好字的铅版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打成纸型。
由于需要保密而又不影响工厂正常生产，以上工作都安排在晚上进行，负责审核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每天晚饭后从所住的军事学院招待所到工厂去，第二天早晨再返回住处。在炎热的夏天和条件简陋的车间，他们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做着这项不容出现丝毫差错的工作，其艰苦程度非局外人和现在的人所能想象。
以后连续多年我们都是这样干的，直到后来用上先进的排版印刷技术。纸型制好后，通过中办的机要交通渠道送到各省市，由各省市在当地选定印刷厂将纸型浇注成铅版，再用铅版印制成可用的试卷。
（作者系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1978年参与组织高考命题时为教育部学生司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