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考，关乎个人梦想，亦牵系家国前程。
在40年前的这个时刻，虽已寒冬却春意盎然，全中国570万名考生一同走进重又打开的高考大门，最终27万名考生脱颖而出，成为“文革”中断十多年后经高考选拔出的第一批人才。高考，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高考制度恢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让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重新打通了普通个体公平向上的通道，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同时也为我国在新时期的飞速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从此，大国崛起有了最核心的人才鼎力。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这四十载岁月流转之中，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中国高考制度也经历了种种变迁。然而，高考所承载的个人梦想与中国梦始终并肩前行。
站在2017，回望1977。今天，我们邀请三位恢复高考的亲历者撰文，从1977年高考的政策恢复、命题、阅卷三个方面，回忆当年恢复高考政策出台的台前幕后和点点滴滴，谨以此纪念40年前那个时代的拐点，那个新春天的到来。
春雷动地
——恢复高考制度记略
赵书生
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1976年秋天，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共和国大地百业待举。人民渴望教育的振兴，建设呼唤着千百万人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极“左”路线在十年间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围绕招生工作中恢复统一考试制度的问题，在1977年曾有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这一年的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会上，代表们揭发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代理人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研究了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但是，在涉及招生对象等一些敏感而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讨论招生对象时，一部分同志认为，要继续贯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招收学生”，文化程度仍为初中以上。绝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曾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提出招收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应该落实周总理的指示。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报告》在关于招收新生文化程度问题上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同时，考虑到1968年以来在工厂、农村劳动的初中毕业生上大学的要求，因而“根据各专业的不同情况，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关于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问题，《报告》指出：“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提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足见，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恰恰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5月24日，他在同中央同志谈话中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并且提出从小学抓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座谈会开始后，武汉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查全性教授等呼吁大学应该恢复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直接招生。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教育部撤回了8月4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太原招生座谈会的情况报告。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了。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深受鼓舞，同时也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地向党中央、小平同志表达要求彻底推翻“两个估计”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
经过代表们讨论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报告了小平同志。他对文件详细审阅，并亲自动手修改。如关于考生的政治审查问题，他认为太烦琐，改为“主要看本人表现”。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招生工作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1977年冬季进行，新生1978年春季入学。
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下，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当会议确定了招生对象后，代表们估计报考人数肯定超过500万。可当时纸张极为紧缺，到哪里搞那么多纸印刷试卷呢？只好再报告中央。后经中央决定，允许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试卷。结果这一年有570万人报考，也可算一项“世界之最”。
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已经过去40年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探讨这项改革极为深远的意义。当时，全党全国的政治生态是“左”字当头，“两个凡是”统领各领域。恢复高考制度，不仅从此在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教育的面貌，而且成为全党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拨乱反正的先行者，如同春雷动地，震荡神州。
当春雷震荡大地的时候，人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春雷滚过大地之后，万紫千红的春天就来到了。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原党委书记、社长，中国教育报原总编辑，1977年在教育部计划司招生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