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千斤
——恢复高考后参加第一次阅卷工作的点滴
谭南周
恢复高考制度已经40年了。每当谈及恢复高考之事，不禁回想起1977年底参加高考阅卷的情景。
是年10月，党中央作出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的决定，从学校到社会，从学生到家长，从城市到农村，无不欢欣雀跃，尤其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服务于各行各业最基层的青年劳动者，更是兴奋异常，皆有跃跃欲试的心情。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让广大青年有较好的状态进入考场，各种补习班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许多中学，包括一些高校参与其中。
当时我是厦门市华侨中学政治教师，并担任政治教研组长，从事高中毕业班政治学科教学。华侨中学也不失时机地举办几个补习班，我担任了政治学科教学补习课教师，补习内容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
一晃到了12月，首年高考开考。我被抽调参加阅卷工作。参加阅卷的主体是高中学科教师，因为他们了解学生的知识状况，了解当时中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尤其是参加过补习班授课的老师，更是熟悉久违学校、久违书本、久违考试的大孩子们。
厦门地区的高考阅卷工作由福建省与厦门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组织，阅卷点放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的集美中学。这里安静、宽敞，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吃住与工作，还便于集中管理与安全保卫。我们住在学生宿舍与学校简易招待所，相当多的人住在教室里，吃饭在教工食堂。白天评卷，晚上还要讨论评卷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统一评分标准、有争议的答题答卷、不要“前紧后松”、细化评卷标准中的掌握度等。
尽管条件较差，阅卷时间超过一周，报酬又很少，又极易“审美疲劳”与出现重复性劳动的“无趣”，但深感自己身上担子的重要，笔下千斤，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位考生的命运。
恢复高考制度，一方面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与教育的命运，是对“文革”十年的最大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与教师的命运，再也不是“读书无用”，再也不是“教书无用”。广大已经离开学校多年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在校学生看到了努力方向，广大教师感到自身搞好教学、育就人才的责任重大，责任心、紧迫感与自觉性油然而生。
当时的情况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张考卷决定了每位兵士与每匹骐骥的前途与命运，而我们手中的笔又对他们的前途与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慎重地批阅每份考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表现，是教师高度责任感的凝聚。
由于是恢复高考的首次考试，考生无论年龄还是知识、阅历面参次不齐。有的超过30岁，甚至年纪更大，娶妻生子的不少；有的是“文革”前的所谓“老三届”，有的则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应届生；有的上山下乡、服务于基层企事业单位，有的则刚刚走上社会，无事可为；有的作了较为充足的准备，有的则是“匆促上阵”。因此，答题五花八门，不可能规范、不可能按照知识点要求来答题。怎么办，唯有“从中找分”。平时我们在校改卷是“找错扣分”，为的是让学生在知识点上不出错，加深知识印象。而首考评卷，是找闪光点，找正确处来“给分”。有的考生答卷真是不知所云，或语无伦次，或片言只语，或潦潦草草。我们一点一点来抠来挖来找，使之得一定的分数，这样“良心才安”。
评卷最容易“审美疲劳”。一个星期下来，早紧晚松、前紧后松的现象极易出现。为此，我们不时地带着具体问题学习评分标准，回顾前面的评卷情况与掌握分寸，力求一致，至少不出现太大差异。须知一分之差会断送学生上大学的机会。你评这题差半分，他评那题差一分，几题积累下来，就可能给这位考生带来伤害。
评卷也最怕不同老师掌握评分标准不一致，尤其是语文、政治等文科。为防备与改正这种情况，我们每天上午评卷前与下午评卷后，往往以一小题或一大题组，议论一下对评卷标准的认识度与掌握度，碰到有争议的看法，停下评卷进行讨论，力求统一认识。
一个星期下来，我们顺利地完成评卷任务，没有出现重大差错，没有感到良心不安，道德感与责任感驱使我们不负千斤之笔。评卷结束后，我曾写诗纪念：“奉召阅卷浔江畔，万马千军选俊贤。一自乌云驱散后，莘莘学子见青天。”“停却高招已十年，而今拨乱谱新篇。须知笔下千钧重，取士遴才担在肩。”
1978年以及接下来的3届高考，我都被抽调参加高考政治学科的评卷工作，从考试答卷感到中等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我们依旧执着地追求“笔下千斤”。
我每年都教高中毕业班，有一段还担任毕业班的年级组长。后因评卷采取高中毕业班教师“回避”政策，高校老师逐步成为评卷主体，我再没有参加高考评卷。再后来，我从华侨中学调至厦门市教科所，一直干到退休。在市教科所的20多年里，我也一直关注高考的改革，关注着高考政治学科的走向。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厦门记者站原站长、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1977年参加恢复高考后首批阅卷工作）
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