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

　　1861年，在外国公使驻京前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肃顺等顾命大臣被清除，恭亲王奕欣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二)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其亲信英籍海关税务司金登干充当中国政府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在关于《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赫德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四)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三、经济掠夺

　　外国列强控制中国通商口岸、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对华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并逐渐操纵中国经济命脉。

　　控制中国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地的公行即“十三行”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口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开放伊犁和喀什噶尔为商埠。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并控制口岸的工商、金融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

　　(三)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

　　《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之恶例，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协定税则规定，进口税率“值百抽五”。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洋船可自由往来中国各口岸，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即可在全国通行，而不必像中国商品一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关税自主权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主权，协定关税不仅起不到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四)对华倾销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83年，鸦片仍占进口货物的首位。

　　(五)对华资本输出

　　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最早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约有100多家。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各国也援例进行。这些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法与之竞争。他们在中国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六)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一是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垄断。以1913年为例，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控制41.2%的纱锭和49.6%的织布机，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二是迫使清政府举借外债，以还赔款。清政府对外赔款数额巨大，国家财税难以为继，便举借外债，并以关税、盐税担保，而这两项为清政府重要财政来源，年收入约4000万至5000万两白银，大部分用于赔还外债。三是在中国设立银行，使之成为对华输出资本的枢纽。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成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银行，四是控制中国近代的交通运输业。以铁路为例，1911年全国共有铁路9618.1公里，其中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铁路成为列强控制中国，扩大势力范围，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

　　四、文化渗透

　　外国列强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鼓吹侵略有功论、“种族优劣论”，为侵华制造舆论。

　　综上所述，资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某些新变化的同时，又为了控制和掠夺中国的目的而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共同阻碍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它们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并非要把落后的中国变成先进的中国，而是要强迫中国永远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国。因此，在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中华民族同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二节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争取

　　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一)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即奋起抵抗。1841年5月，英军在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的淫掠暴行，激起当地乡民的义愤，“不呼而集者数万人”，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1996理.6】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1862年5月，太平军在江苏奉贤(今属上海市)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6月，在青浦(今属上海市)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又在浙江慈溪击伤“常胜军”统领美国人华尔(不久因伤重死去)。1863年1月，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

　　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台湾的过程中，台湾人民也奋起反抗侵略者。1867年，美国派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峤(今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英勇抵抗，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1874年，日本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日军侵犯台湾琅峤地区，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伤的法舰，爱国商人也举行罢市，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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