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的实例
徐:西方社会里面那种知识学以致用,知识创造财富,知识经商,知识谋取幸福的驱动力太强大了。如此说来,中国也有很多企业家没有出过国,包括你本人也没有,也没有在早期系统地出国留过学,为什么能创造新东方这样一个巨大的品牌?
俞: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比如说我在北大当老师七年,我一直是甘于清贫的,一个月拿着一千多块钱,自己住着十几平米的房子,觉得也挺快乐,因为北大工作8个小时,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时间,这当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但是很多时候,当你想要再去
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理想的时候,你其实就会发现有困境,比如说你去旅游啊,或者想到世界各地看一看,你是不可能有这个财富的。我后来把自己直接跟追求财富挂上钩的思想是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环境所迫,当时我家庭比较贫困,必须出去寻找钱财,中国在1990年以后,已经把对财富的追求看作一个正常现象。开放了,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说的话。那么同时在1995年当我到了北美以后,我发现西方社会对于追求财富的直截了当的心态,非常奔放的心态,让我感觉到了追求财富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美感。实际上,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也发现了西方社会财富和国家的繁荣来自什么地方,我发现几乎都来自个人的贡献。比如说我在1995年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有一个美国教授告诉我,他们国家的财政总收入的60%还是70%,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而不是来自于大公司。那么我就感觉到了,如果说全中国人民都很富有了,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每个人在交个人所得税,可能中国会是非常富有的。
徐:我们应该现在奏起音乐了,幻想每个人都能纳税1万美元,在美国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纳税1万美元。
俞:其实在美国就是这个样子。
徐:那么这个背后的秘密是什么,美国的强大,中国目前的发展,还有新东方的那种繁荣?
俞:我觉得中国强大的秘密来自于,首先就是中国文化里要灌输一种正常的、对于财富追求的一种欲望,或者一种心态;其次要教会孩子们从小去追求正当财富的这么一种方法、手段和文化;再其次就是所有的中国的体系,比如说对于个人去努力创业的体系,必须更大限度地开放。说到底就是中国对于咱们的民营企业,比如说像咱们的民办教育,在政策上依然是有倾斜的,倾斜是往国有的那一边倾斜,使民营企业显得相对来说总觉得是不被重视的感觉。要改变,因为发挥个人最大限度的潜力,可能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其次一个国家背后的税收政策体系上面要尽可能地合理和完备,既要为个人财富创造扩大空间,同时也要为国家的财富增加完善的方法,这样一来我觉得就很心甘情愿了。比如说咱们新东方当初创业的时候是一分钱没有的,但是现在为国家作的贡献已经是相当大了。
徐:你可以说说我们交多少税吗?
俞:要说吗?新东方所有的员工实际上都在交个人所得税,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