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西方社会里面那种知识学以致用，知识创造财富，知识经商，知识谋取幸福的驱动力太强大了。如此说来，中国也有很多企业家没有出过国，包括你本人也没有，也没有在早期系统地出国留过学，为什么能创造新东方这样一个巨大的品牌？

　　俞：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比如说我在北大当老师七年，我一直是甘于清贫的，一个月拿着一千多块钱，自己住着十几平米的房子，觉得也挺快乐，因为北大工作8个小时，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时间，这当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但是很多时候，当你想要再去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理想的时候，你其实就会发现有困境，比如说你去旅游啊，或者想到世界各地看一看，你是不可能有这个财富的。我后来把自己直接跟追求财富挂上钩的思想是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环境所迫，当时我家庭比较贫困，必须出去寻找钱财，中国在1990年以后，已经把对财富的追求看作一个正常现象。开放了，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说的话。那么同时在1995年当我到了北美以后，我发现西方社会对于追求财富的直截了当的心态，非常奔放的心态，让我感觉到了追求财富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美感。实际上，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也发现了西方社会财富和国家的繁荣来自什么地方，我发现几乎都来自个人的贡献。比如说我在1995年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有一个美国教授告诉我，他们国家的财政总收入的60％还是70％，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而不是来自于大公司。那么我就感觉到了，如果说全中国人民都很富有了，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每个人在交个人所得税，可能中国会是非常富有的。

　　徐：我们应该现在奏起音乐了，幻想每个人都能纳税1万美元，在美国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纳税1万美元。

　　俞：其实在美国就是这个样子。

　　徐：那么这个背后的秘密是什么，美国的强大，中国目前的发展，还有新东方的那种繁荣？

　　俞：我觉得中国强大的秘密来自于，首先就是中国文化里要灌输一种正常的、对于财富追求的一种欲望，或者一种心态；其次要教会孩子们从小去追求正当财富的这么一种方法、手段和文化；再其次就是所有的中国的体系，比如说对于个人去努力创业的体系，必须更大限度地开放。说到底就是中国对于咱们的民营企业，比如说像咱们的民办教育，在政策上依然是有倾斜的，倾斜是往国有的那一边倾斜，使民营企业显得相对来说总觉得是不被重视的感觉。要改变，因为发挥个人最大限度的潜力，可能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其次一个国家背后的税收政策体系上面要尽可能地合理和完备，既要为个人财富创造扩大空间，同时也要为国家的财富增加完善的方法，这样一来我觉得就很心甘情愿了。比如说咱们新东方当初创业的时候是一分钱没有的，但是现在为国家作的贡献已经是相当大了。

　　徐：你可以说说我们交多少税吗？

　　俞：要说吗？新东方所有的员工实际上都在交个人所得税，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