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山西某高校新生报到时的收费场面，今年人数是空前的。

　　在那里，家长把学费连同孩子一起“交给”了学校。杨杰／摄

　　□郑秉文

　　2004年英国学界和舆论界举国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从2006年开始，所有大学将取消国家统一学费收费标准，彻底改革贷款制度等，从而在根本上撼动战后英国福利制度的最后一个支柱，为此，赞成派和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美国，州立大学的改革也是风起云涌，纷纷要求摆脱公立的地位，要求授予“企业地位”和自由收费的权利。英美大学改革的目的从根本上讲，一是为了在激烈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环境下提高本国的竞争力，二是为了摆脱财政窘境以弥补大学经费的不足，三是为了更大范围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性。

　　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高等教育的改革，事实上走上了一条产业化的不归路，不管主观上承认与否，其积极效果是提高了效率，即在人均GDP刚刚跨入1000美元时就实现了19%的毛入学率，其消极效果是导致了社会不公或称“高教不公”，直接影响了社会和谐。

　　2004年11月我到英国做了一个月的访问学者，详细考察其高教改革过程，访问了深深卷入大辩论的重要公共经济学家。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观察，笔者以为，从正在进行的英美大学收费改革之中，我们恰恰可以获得解决目前国内“高教不公”的新思路。

　　析英美高教收费改革

　　英国改革

　　自战后英国宣布建立福利国家以来，高等教育作为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学费标准定价始终没有放权，即使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对许多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始终没有触动高等教育体制。

　　最近的一次改革在1998年，但学费定价和招生名额等还是由中央政府决定。之所以2004年的改革被认为是一次彻底的改革，是因为它最终下放了这两个权力，旨在彻底解决大学的财务窘境和资金来源问题。

　　英国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大学，其资金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政府拨贷款，二是学费收入，三是外部资源。所谓外部资源包括海外学生学费、项目咨询收入、社会培训与短期课程、社会筹资、校友捐款和校园零售收入等六项。战后初期，政府拨款是大学预算的主要来源，构成了其大部分比例。但是，随着大学支出的不断扩大，这个比例逐渐“颠倒”过来：国家财政投入占其比例越来越小，“外部资源”份额越来越大，尤其是近20多年来，虽然政府对高校投入的绝对数在不断扩大，但高校的预算却与日俱增，来自政府的经费杯水车薪。以Warwick大学为例：1979～1980年度预算是2000万英镑，2000～2001年度预算为1.745亿英镑，增加了七八倍，但政府拨款在预算比例中却从60%下降到了27%，本国学生学费收入比例从20%下降到8%，海外学生学费比例从2%上升到7%，研究咨询收入占15%，“其他收入”从3%激增至43%。“其他收入”显然意味着从社会筹资。

　　英国公立大学主要依靠社会筹资和化缘，否则就难以为继下去，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政府无力阻拦的大趋势。

　　在这个事实与趋势面前，英国政府所给予的，只能是放松管制，下放权力，别无它途。其实，沉重的经济负担早已迫使许多高校学费定价在某些领域大门洞开，例如半职读书的学生、研究生和海外学生的学费等。

　　英国2004教育改革除了扩大高校资金来源渠道、提高在全球的高教竞争力之外，还立足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穷人和富人的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实行差别费率可以更好的适应不同群体和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能适应不同消费能力的社会各个阶层，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公平，而不是相反；并且，只有这样，对国家、对校方、对学生本人、对学生家庭、对纳税人几方面都是有利的。给穷人以选择的权利，这是体现公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形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因为这样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参与率。高等教育的融资问题是个悖论：财政转移将会导致一种约束，有潜力的学生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公共财政教育经费越少(如美国)，外部供给方的约束就越少。英国高教改革撼动了福利国家的最后一个支柱，触动了福利制度的核心，引起了社会舆论轩然大波，社会各阶层纷纷加入讨论，各种观点充斥媒体。

　　在2004年这场社会大讨论中，改革派的观点显然占了上风，系统论述和赞成改革的文章铺天盖地，远远多于反对派的言论，后者势单力薄，几乎没有大块的理论文章，媒体声音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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