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教改革历程的本质：产业化

　　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中“商业化”因素的多寡有很多指标，但有两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在社会总投入中各级财政的投入比例。统计显示，2002年我国教育总投入达5480亿元，其中各级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总数达3114亿元，即占总投入的57%。另一个组数据是家庭教育支出的占家庭收入的高低，改革前的1988年为2.42%，改革的第一年1989年为2.74%，而到2000年则高达4200元，即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5854元的72%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10元的190%。

　　上述数据显示，不管我们口头上如何否认我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政策，理论上如何论证产业化的诸多弊端，但事实上十几年来我们就是沿着产业化的路径走过来的。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事实上已经“产业化”的道路？可能有种种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原因，那就是社会需求。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这个规律就如同初等教育的“择校费”一样，在巨大的市场面前行政手段显得苍白无力，防不胜防。这个规律就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说，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服务消费品，是有市场的，价值规律是发挥调节作用的，经济杠杆是起作用的；高等教育具有相当的产业属性，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福利型消费品，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可以进行交换的商品，是一种人力资源投入的资本品。一旦政策稍微有所松动，这种交换就势必发生，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踏上产业化道路的最根本原因。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如财政投入不足等。但所有这些都占次要的地位，发挥次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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