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造成目前这种“高教不公”的原因，社会上颇有非议，见仁见智：有人说，这种“卖考分”的行为是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不力，惩治手段软弱造成的，从而导致“钱学交易”；有的说由于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收费政策和“三管齐下”的预防乱收费的长效机制，从而产生“钱权交易”；还有的认为，是教育部门和高校行为扭曲，从而导致恶行竞争，大学生成为牺牲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培养成本”一直是一笔糊涂账，说也说不清，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算法，这是导致收费混乱的重要原因，等等。

　　总之，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乱收费的根子在于行政管理不力，于是就有电视台对违规收费的高校予以曝光；于是行政管理部门就不得不加强干预，屡屡颁发文件，层层堵漏把关。

　　但是，行政手段还是堵不住的，这是世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只能形成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英美大学收费改革的趋势给人们以改革思路的新启发：我们能否对这个传统思维定势进行改革？就是说，大胆引入市场手段，以代替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们认为，导致当前“高教不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行政管理手段软弱，恰恰相反，而是行政干预过多了。具体说来，高校之间的收费没有拉开距离，导致名牌高校收费不高，一般高校收费不低，相对于贫困子弟来说，无论是名牌高校还是一般高校，都交不起钱，经济负担都很沉重。这是公共教育资源误置与社会教育资源误置的结果。

　　所谓公共资源误置是指，国家财政对名牌大学网开一面，加大投入力度，其负面效应，即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家庭来说是不公平的；所谓社会资源误置是指，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的收费差距拉不开，等于是浪费，等于是由于行政手段的原因而导致市场上名牌产品与普通产品的价格没有拉开，不利于优胜劣汰。

　　改革的总体思路似乎有两条：第一，国家财政对所有大学的财政转移水平基本一致，保一个“底”，或应该对一般大学稍有倾斜；第二，所有大学的收费标准基本全部放开，国家只规定一个指导上限，采取备案制，收费定价几乎完全由市场决定，不同知名度的高校和不同专业的“价格”由“市场供需”来调节决定。这样的改革思路将带来两个重要变化：

　　第一，可以进一步扩大毛入学率，促进“高教公平”。这是因为，几个放开以后市场规律必将导致一般大学的收费标准直线下降，下降到该大学的教学质量与其知名度相对应的某个供需均衡点上；于是，不同知名度、教育不同质量的大学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收费标准。这样，对于那些地方“差”的大学，其定价标准就大致应该是略高于财政拨款以上的某个点，而著名大学就会远远高于那个点。于是，大学之间的收费标准和幅度就会拉开，像频谱仪那样，形成一个梯次，有很多档次。任何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几乎都能找到与其交费能力相对应的大学，只要考分上线，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学生就都有能力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大学。

　　但是，这很可能受到传统公平概念的质疑：成绩好但家庭贫困的学生有被拒之名牌大学门外之嫌，是一种不公平。但换个思路来看，从总体上看毛入学率却必将得以扩大，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得到解决，他们至少不会因为上学而致贫，这就是真正的公平；这不是高教歧视，而是事实上的公平。其实，名牌大学何尝不想要好学生，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准和社会美誉度，好学生但交不起学费怎么办，学校自己就会想办法设立奖学金招揽，这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第二，现在财政资助的结果在每个大学之间几乎都差不多：一半靠财政，一半靠“预算外收入”，不管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表面上采取了重点扶持，但事实上等于是“撒胡椒盐”的办法。但是，放开收费以后，名牌大学的收费水平必将大幅度提高，其大部分资金来源主要靠市场，比如60%-90%的来源靠收费；而一般大学可能正好相反，60%-90%的来源靠财政。这样不仅没有增加国家各级财政的负担(比如，在总体财政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对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都采取按人头拨款的“公平”办法)，而且，一般大学等于是变相得到了公共财政的倾斜，而名牌大学也等于变相受到了社会资源的倾斜，物有所值和趋之若鹜的名牌大学将会得到足够的学费收入，从而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从而促进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总之，国家设定收费上限，大学收费自由定价，名牌大学主要靠收费，一般大学主要靠财政和少部分的收费；这样，就会完全解决当前所谓“乱收费”、“卖考分”等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弊端，实现真正的高等教育公平性。当前所谓乱收费问题光靠行政命令是根本无法根除的；解决“高教不公”只能靠引入市场价格机制的办法。

　　大学收费改革在全世界各国正处于尝试阶段，这是一个难题。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应积极跟踪其改革动向，探索高教收费的改革途径。

　　(作者简介：郑秉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福利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等。)(编辑：马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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