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

　　从九十年代以来，以“西南联大”校史研究为肇端，学术界对晚近大学历史的关注和兴趣呈现日益浓厚之势，其中所蕴涵的大学精神、学术至上等理念，更成为世纪之交反思当代高等教育成败得失的可贵历史参照。甚至不妨说，晚近大学史寄寓着太多的人文关怀，业已成为学术思想领域的“显学”之一。可是，人们对于“逝去的大学”的追恋和陈述，大

多限于书籍、报章等“平面媒体”，纵使

　　作为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除了立意深刻而又彰显现实关怀外，其总体上忠实于历史真实乃是此类影视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张伯苓》一剧，以写实的手法，将天津南开学校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各不同阶段的社会氛围、校园内思想意识的冲突和化解、张伯苓校长与校内外各类人物的交往、抗日救亡和政治变迁对教育家本身的冲击和扭曲等等，均生动鲜活地再现出来。其中，许多具体情节十分逼真地映现出严修、张伯苓等人在天津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历尽艰难兴学办教的感人事迹。同时，也深度揭示了那个时代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人们是如何在自己可能的限度内与其他社会力量合力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张伯苓》一剧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的事情要靠那些执着坚韧、拼命苦干的人们一点一滴地积累去实现。这也就是“越难越开”的南开精神朴素而纪实的艺术演示。

　　剧中主要人物张伯苓的性格特点和角色塑造，显然是该剧编演人员全力进行“艺术再加工”的一个着力点。南开校长张伯苓有激越奔放幽默开朗的性格特征，这集中表现在他每周一次为全校学生上德育大课的即席演讲中；张校长还有沉潜细腻的一面，办学琐务的繁杂，师生关系的理调，募款计划的筹谋以及社会风暴中南开学校自身的生存等等，断非粗枝大叶的人所能胜任。张伯苓的扮演者唐国强无疑清晰感知到了这一点，在他伸缩自如的表演中，既有狂风雷暴，也有细语温情，令人感觉张伯苓其人正向我们走来。当然，深切体味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将其复杂深邃的心理外化演绎出来，决非易事，那需要大师般的艺术功力。

　　剧中对张伯苓与周恩来、吴国祯两位日后成为国共两党要人的南开学生相互间关系的把握和定位，我感觉是基本准确适当的，特别是剧中有关周、吴情节的铺排和展开也均有史料线索可循。尤为难得的是，对于南开学校历史上一些存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张伯苓》一剧并未采取回避的方法，而是正面触及，巧妙处理。如关于早期南开募捐收取军阀官僚钱款一事，一些激进师生相当反感，认为有损学校清名。剧中将此问题聚焦在与南开渊源颇深的教师车行远为此辞职他就这一情节上，既如实点到了历史事实，又未作更大的泛化处理。再如，南开大学创建在即，而张伯苓的校长资格问题外界却沸沸扬扬，对此，剧中借一位记者向严修发问的场景，巧妙地提示和回应了这个“棘手”的历史话题。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具有想象的空间，但必须符合内在逻辑。剧中追踪演示张伯苓与日人梅津次郎的交往，寓意深刻。特别是张探狱梅津一场戏，其对白可谓十分精彩到位，虽属虚构，却真真切切地表现了中日两个民族的恩怨情仇。此处显现出艺术真实的合理性，可谓得意之笔。

　　张伯苓与蒋氏的瓜葛较为复杂，此处不拟深论，简单言之，仗义报恩的因素更强一些。至于今人高扬“私立”旗帜意在发展民办教育的诉求，坦率地讲，与张伯苓的一番作为无论在时代氛围抑或思想根基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矣。就此而言，电视剧《张伯苓》的播映，其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该剧在一些细节上也有不足。例如，严修、张伯苓等人为筹措经费借宿京城陋店，意在表现其执事者的简朴和募捐的诚意。编导的动机固好，但恐怕与事实有悖。张伯苓外出常住小店确有其事，但严修则不同。严修乃盐商之后，又做京官多年，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