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先代表一下纳税人描述一下教育前景，我们首先是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从三岁开始，甚至零岁开始进行一种神童教育，然后我们开始为孩子找学校。其实为了整个教育投入，中国孩子不是参加一次高考，他是参加五次以上的高考，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甚至还有美国的高考等等，所以这个投入在12年里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投入完之后孩子上了学校，出了学校之后可能是失业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怪圈：每一个家长可能也知道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还是要在这样一条路上不断地投入，投入越多，可能受伤就越重，为什么是这样子？有人就说，因为没有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家长去选择这样的路，我觉得这里面也是存在一个，究竟是什么让大家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我们并不是缺少话语的渠道，我觉得制度的陷阱，只有当我们受害人，他能够产生一种打破他的愿望，他才有权利打破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尽管打破制度陷井很难，有打破的愿望才是第一步，我相信这个问题上，启蒙不是八十年代才有的词汇，他还是应该成为我们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不断要攻破的课题。

　　我还发现华人对于教育特别容易产生一种非理性的，而且是希望从教育里面获利的一种特别功利的思想。我前一段时间去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人他们对教育也是特别特别注重，注重到什么程度呢？政府非常鼓励他们生孩子，但是其实每个华人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因为他们觉得教育投入非常大，只愿意给一个孩子提供最好的资源，最后从教育中获益，而且新加坡现在最热门的专业是赌场专业，新加坡人认为赌场是非常高，很好的职业，全都送他们孩子读这个赌场专业，他们谈起这个也觉得很自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来，新加坡人是并不幸福的，他们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将来教育如果是这样的前景是比较可悲的。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启蒙这样一个问题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如果无法代表某一种利益集团发言，我们起码可以起到一种启蒙作用，一方面我们不断像今天这样对政府和权利集团演说，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不断地试图对大众演说，让他们寻找自由，从大众中寻找打破制度陷阱的案例。总之一句话，教育是有明天的，而这个明天是来自孩子自身的，他们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能发现自己的明天，这个才是教育的未来，也才是创新社会的未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