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意见之陆

　　停止大学办分校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声音

　　设分校 是用高学费赚钱

　　湖北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邓万民认为，从全国的高校来看，设有分校的学校只是少数，但其影响却非常大。如某一本重点院校，在一个县级市设立有分校。高考招生时，该重点高校在本部的录取分数线往往要比一本控制线高出数十分，但其分校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要求至少要进一本控制线，但却存在较大“弹性空间”，即有些考生达不到重点高校的录取线，但可以通过高学费的形式进行招录，有的甚至能降批次录取。但因毕业时，学生的毕业证仍然盖的是一本重点院校的公章，导致高学费进分校的市场还比较大。如此一来，高校就可以通过在外地设立分校招生赚钱。从现有的分校来看，其学费往往要高出本部学费3－4倍，如有的分校一年学费达到1.5－2万元左右。

　　“在外地设分校，除了可以招生赚钱外，还能照顾一些关系。”邓万民说，因为在外地设有新校区，就必然要设行政岗位，这就能腾出空间安排“关系户”，而这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本报记者 何辉

　　十意见之柒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但现在一些高校研究院依托校友会挂个牌子，靠培训和卖文凭赚钱。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大学要发展科技园是毋庸置疑的。”武汉理工大学后勤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史四卿说。“高校中有很多科研成果需要依靠科技园来转化。在大学里研究，在周边孵化，在科技园转化为产业，三级跳不可或缺，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是如此。”

　　目前，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集中在东湖高新区建有大型科技园，成为首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之一。史四卿认为，武汉几所大学仅有一个科技园，不存在过多过滥的现象，“2008年，理工大科技园的10家企业产值超过10亿元。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总收入37.47亿元，上缴税收1.33亿元。”

　　◇声音

　　高校建科技园应严格审批

　　史四卿表示，我国高校科技园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不成功的个例。他建议打破一校一个科技园的惯例，建设联合的科技园，将几所高校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也防止了土地的浪费。另外，有些文科类院校和以教学为主的院校，本身不具备研发能力，也没有适合转化的研究成果，却盲目申请建立科技园。史四卿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应该严格审批，确实有价值的技术，才能批准建园。

　　本报记者 郭婷婷

　　十意见之捌

　　实行教授定编制

　　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大学中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以前大学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受人尊重。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追求表面学历、学位、头衔，不下真功夫做学问。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是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办严格评审的，须在全国范围内由7位同行业权威人士民主评议。1993年之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位导师评审权下放，先是一些已经有博士点的重点大学拥有自行审批权，随后连一般大学也能自行审批了。据估算，目前，武汉地区高校博导超过4000人。

　　◇声音

　　“以前一个学校只有几个教授”

　　“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个学校只有几个教授，博导就更少了。”原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87岁的朱祖延先生说。朱祖延于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大学者汪辟疆、殷孟伦的高足。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务院第一次恢复职称评定时，他被评为副教授，曾负责《汉语大字典》编写，并获得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朱老说，他1947年开始教书，到1980年才成为教授，而直到退休，他也只是个研究生导师。“现在我的学生们都是博士生导师了。”

　　本报记者 郭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