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既然我们刚才讲到的知识谱系比较强调世界一流，国际知名。但是你得看到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体制矛盾，十多年前我在写三农问题的时候讲制约中国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你学不了，人家是人口少，资源好，不仅是这儿的资源好，人家还到世界上其他4个大陆，北美、南美、澳洲、非洲又弄了大块的资源。所以盎格鲁撒克逊可以在那儿，他占的地方，并且把原住民减少了，他占80%以上才有这种模式落地的可能。你有本事把中国15亿人，现在13亿人送哪儿去，也弄几个大陆，也把当地人有办法减少，当然我觉得中国人下不去手，你也这么干，就把那个模式拌过来了。第一个是资源决定你搬不过来。第二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追求工业化，其结果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就不能拿一个体制下适用的，即使那套东西你搬来适用也未必适用农村。为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费孝通，他老人家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他早就指出，过去的农村是什么样的教育，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流动，这个社会流动对社会的稳定有很大的好处。先当玩笑和故事听着。还有的研究比费老的研究还进一步，过去那个年代90%以上是农民，农村的穷孩子们发悬梁锥刺骨的学习，那时候晚上也没灯，借用当灯，这么苦的学，一定什么活都不干，学完了以后，一定很单纯，啥都不知道的。乡试、县试、省试，进京面试，皇帝面试选最天真的，最单纯的年轻人。把他选出来干吗？因为你单纯，不懂什么别的事，还没有被社会污染，把他选出来，披红戴花，特高兴，安排一个员外郎，不是正职，不能说啥经验没有，安排这个那个的，那个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老以为，三榜取试，状元、榜眼、探花，皇帝发你当州官不是那样的。送出去给你一个巡按，老有清官戏，微服私访，背着一把尚方宝剑，拿着圣旨，历朝历代只要大一统，一般能维持200年以上的稳定，发展不发展的，反正是相对稳定。那这个阶段一定会出现大量的腐败，不管太平盛世不盛世，腐败是大量的。

　　旧中国的统治术很有意思，不管你是省长还是州长，调京，给你一个最肥的差事，户部侍郎，户部就是财政部，管钱的，你不是贪嘛，我派人收拾不了，等你调京的时候，这个户部侍郎满了，让你先当员外郎，就是财政部编外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文字狱和冤假错案，这种事很大程度上说不清楚。据说有人把杨乃武和小白菜那个案子做了点分析，之所以慈禧太后借杨乃武和小白菜告御状这么一件小事收拾掉江浙一带280多个官员，那一代是淮军势力，清末八旗不灵了，绿营也不灵了，八旗相当于野战军，绿营相当于地方武警，都不灵了。崛起的是团练、民兵，借一个案子收拾掉了一批地方官，这是收拾掉的地方势力，连这些事都有人重新解释。当然这都是戏说了，我今天不可能严谨做这个分析，今天不是课堂，是对社会公众的解释。戏说你们也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现在教科书上所数的那些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因此，我们现在按教科书的东西，就不太适应我们自己历史的发展脉络，也不适应于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举个例子，我多少年一直在研究，为什么现代化的治理在乡土社会引发大量矛盾，有人说是农民素质低，要加强他们的法制教育，要送法律下乡，是因为这样吗？是因为你不懂乡土知识，不懂乡土社会，传统的几千年的乡土社会，当我们加上一个庞大的现代管理的时候，我们想的很好。当年我的批评就是，你想给农民加上一个现代管理，但你这个现代管理农民未必需要。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为什么一段时间，农民负担重，又想用现代手段管他，又不想给高成本的现代管理手段付钱，农民本来就没钱，支付你这个现代管理，这就麻烦了。当年，中央接受三农问题这个提法以后，我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连续做了5天的节目，每天晚上播半个小时，经济半小时，那一个礼拜，每天都是你，怎么老是你。我讲到一段，讲到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医疗，现代教育变成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你想稿现代教育，行，你为什么不付钱，让没钱的农民支付现代教育，怎么支付得起，支付不起就有民办教师，一刀切把民办教师都砍了，让辛辛苦苦拿着几块钱，几十块钱干教育的人，也没有资格再办教育。而你的师资力量不够，培养的现代教育的学生不愿意下乡，怎么办呢？就集村并乡，好几个村一个学校，让孩子吃苦，这就是错位。凭什么自己在办公室里面拍拍脑袋就干出这些多事，这些事哪个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为什么没有人下乡去看看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再进一步说，农村需要很多是乡土知识，我们都知道十里不通风，因农业和自然结合的非常密切，根本离不开对自然界乡土知识的了解、归纳、应用，这些适用知识和适用技术，我们有多少人去做呢？

　　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因为我是搞农村研究的，搞了几十年，实在是不能微笑了，我得提醒教育方面的主管领导，各个部门都在呼应中央强调的三民问题是我们部分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唯教育部门从不强调。甚至有的校长说，三农问题在中央是重中之重，在我这儿排到十位以后都排不上。当然有的大学生自己受不了，我们是农村的，我们要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做一点贡献，他们自己组成支农社团，获取乡土知识，提升知识的时候，他们的校领导说什么。在这些事情上，我笑不起来了，我得跟大家说，一方面农村的教育是一个抽水机，把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的农村人力资源抽走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开展适应乡土知识和乡土需求的地方教育。我们也没有适应农民，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本地化、多元生产的这种技术服务。这个体系没有，这不是严重的缺失嘛。我们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之下，我们可以说在三农问题强调之前，国家把90%几的教育资源给了城镇以上，而留给农村的大约只有7%。农村人口在那个时候，户籍人口占70%，当然我们现在换了统计方法了，不按户籍人口统计，农村人口占4%，现在还考虑户籍人口，对不起，农村人口仍然占接近70%。而大部分，现在拔走了，除了青壮年劳动力，被城里的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总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农村中的余钱抽走了，房地产把农民最宝贵的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结构性的错位，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这就是现在的严重的问题。我们说实际上是在衰败的，农村教育的结果是推行知识教育，导致人才流出，掐草尖，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再看看，现状就是这样。

　　我们所说的城市化，让农民进城，你们看看农民进城的情况，我们一直主张打败城乡二元结构，大家打败城乡二元机构要从调整着手，不像有些朋友说的只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非常复杂的渐进的过程。城乡统筹真好，先把那些已经进了城来打工的农民，把他们统筹成财政覆盖的人口好不好。不可能，甚至连同大学毕业生，我刚才说的蚁族，也不在城市财政所覆盖的公共开支范围内，因为这些人没有户口，属于非正规就业，就是没有解决户口的人。这部分人也不被城市财政开支的公共体系所覆盖。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无外乎就是请真正做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

　　还有个麻烦在哪儿？我们都知道，要想推进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财政得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我们这个改革，其实是危机条件下的改革，每当遇到危机，财政占GDP的比重都是下降的，出现一次危机就下一次，不危机就平的，有危机就掉下来，这个看的很清楚，当然大多数老百姓不愿意看这个图。这个更麻烦，这个是说，很多知识分子朋友崇尚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我们也曾经试图改我们的政治，改变成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的政治。但是你们得注意，懂英文的人看看，第一位瑞典，他的财政占GDP的比重61.7%，丹麦58%，你们再看芬兰54%，奥地利52%。北欧国家，挪威58%，相对来讲，北欧是三国，58的挪威，58的丹麦和61的瑞典。财政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是以富人纳税为主，才能够维持得住公共财政阳光普照。我们最低的年份，接近于10%那个线上，90年代我们的激进改革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财政占比只有11.3%，和61.2%的瑞典比，没法比，和58%的丹麦也没法比，和很多的欧洲国家没法比，你们知道欧洲人说什么，说请中国多点社会主义。这个话，说的不是合适，因为我们属于我们这种类型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跟他不一样，如果看类型，财政占比太低，不承担公共职能的。9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下岗分流减员，还没有医疗保险，什么都还没有，叫裸体下岗，不太好听，总之是扒光了推向社会，啥也没有。这种情况在90年代发生的时候，其实是财政占比最低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候不仅是养活不了国企职工，也养活不了官员，也养活不了军队，那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包括军队都在走私，当时朱镕基当时提完总理，坚决禁止军队办公司，不许军队走私。现在请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的民生新政，很多人骂，你们注意没注意，现在的财政占比不过21%，我们离北欧，还只是人家三分之一，离一般的西欧，我们是人家的二分之一还不到。所以客观得来说，我们要想达到这个，必须调整的首先是财政税收体制，但是财政税收体制，现在是最难调。为什么？你想让富人纳税，就凭你们，你们是人大的吗？还是你们是政协的？人大、政协里面那么多雷人提案，有一个是提出让富人纳税的吗？真正的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财政上不去，富人不纳税，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70%的所得税是工薪阶层纳的。你们说这种制度是进步了呢？还是不进步了呢？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很多大话，就是不拿最关键的问题来说事呢？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迟迟不提出来？所以你们回去，愿意找的人愿意在网上搜一搜，哪个媒体说这件事，哪个知识分子说这件事，还是哪个委员说这件事。稍微让你们深入一些，问问为什么不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说？好了，不解释了，再解释我犯错误了，我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你们。

　　城乡二元结构怎么形成的？这么形成的。是因为我们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要进入工业化，却没有资本，你们每个人设身处地想，假如你现在是穷光蛋，没有一分钱，你办一个大企业，别说办大企业，让你开一个饭馆你试试，兜里没钱你能干吗？什么也干不了，唯一的办法是出卖劳动力。中国就是这样，当我们50年代要工业化的时候，兜里没钱，没钱到什么程度，国库的黄金，民国民间已经很惨了，剩下的黄金蒋介石带走了，军舰送台湾了，中国大陆1949年刚刚开始，兜里一点钱没有。一点点发行货币的储备没有，那个时候每发行一块钱都是毛票子，因为你没生产，怎么办？不管搞什么，都是被人家打了100多年的国家，得先不被打。是不是？这个阶段上，我们得先进入不被打，就得有工业，毛泽东当时说要多少多少万吨钢，直到邓小平接班了，他还说，我手里有1亿吨钢就不怕了，到现在，你手里有几十亿吨钢该怕还不是得怕吗？人家让你给多少就得给多少，人家好比打劫的似的。去年年初问你要2千亿美元，给人家了吧。再问你要2千亿，还不得给吗，问你要就得给。给了，你到人家那儿问，我们担心我们给你们的钱是不是安全？人家根本不用回答你，内部人早就说清楚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过钱。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们自己查查，还过没有。再把犯大错误的机会留给你们，上网查，查还没还过钱，不用还的，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我这说的很严肃，真的，我创造出一套理论，告诉你，我不用还，为什么呢？我只印发新的国债就完了，印发出了就会有人买，你买走了，让我还是不可能的，可以到国债市场去卖，自由市场交易，可以卖掉。卖掉不就拿回来了吗，拿回来的还不是我那张纸吗？是不是？不会说现在有8千亿债权，我把这8千亿卖掉，换回什么来？你想换什么，拿纸可以。拿别的不行。或者你说现在拿纸成本高，拿电脑里一数，电子货币了。拿电脑里一数，可以，电脑的数我控制的，你得听话，要不听话，这8千亿，清零了。你怎么办？等你什么时候又听话了，我再给你加上。这个游戏是很冷酷的。完全不是说书，真的。当一个主权国家可以靠这个主权对这个纸币体系所赋权形成的信用，来覆盖其他主权国家的时候，就意味着，其他主权国家的核心经济主权的缺失。

　　我们早期的时候，对不起，因为你是一个靠战争打出来的民族独立国家，你想争取的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想争取不对话，说什么我也不听。我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了，你打我，今天我把你打出去了，我现在是自己关着门，反正我得发展，把我自己变成不怕打的。毛泽东当年说的那个话很清楚，再穷要饭也得有根打狗棍。这个很难，手里没钱，不行，也没把子力气，饭也吃不饱，那时候中国就大规模土改，三年过来，农产品大幅度增加，老百姓都吃饱吃饭。你们问问所有老同志，记得50年代初的时候，没有吃饭问题，都能吃饱饭。问问你们家里的老一辈的人，我是不敢说话，因为我1951年出生，说1950年怎么回事，不可能有我。1951年出生也没记忆，只能是往小学以后说了。客观得说，那个年代，刚刚独立的时候，只是名义上有了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我们客观得说，军事主权也不能说完全有。为什么？因为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中国最尖锐的部队换成苏式装备，就得在人家帮助之下来协同作战了。因为苏式装备，比如说苏联的航空兵，苏联的地面炮火，苏联的装甲部队，怎么协同作战，这套教材是俄文的，你的军队指挥官并不能懂俄文，全换成苏式装备了，不再有小米加步枪的作战的可能，新的战略战役的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并且不断演练的过程。军事主权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找不到词，不知道怎么说。政治主权，当你进入苏联援建的工业的时候，没多少人懂，怎么管工厂，管不了。当时说白了，我们是厂长从苏联请，工程师苏联请，连技术工人都是苏联的，花钱，一个厂长的代价相当于国家主席的工资，一个工程师代价相当于中国的部长，一个技术工人差不多相当于中国一个处长的代价，基本上是这样，花了代价请来，因为你是进城农民工，除了有力气盖房，不懂车床怎么开，全套怎么运转，一定是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