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过去的年轻人通过条条块块分散开了，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只有三个年轻人其他都是老的，你们三个年轻人也形成不了大的势力，再就是你的社会关系都是老同学，互相发发牢骚，这些影响力都非常有限。现在他有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最大环境，这样他意见发得很大，诉求发得很大，一下子觉得我受委屈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主持人殷智贤：有时候他们是靠发表意见来结交朋友，聚集某种团体或者是势力获得自己的认同，我觉得这种心理支持和他们是孤独长大有关系，和作为独生子女有关系。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都有家庭财富归属的问题，富一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家庭财富转移到富二代？穷二代看起来没有什么财富，他也面临着财富如何积累的问题，他在和同龄人消费的时候，父母如何支持他的消费实力？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富二代很多已经开始进入家族企业了，富一代现在财富转移里面存在什么样的现象？这些方式可能对中国未来的财富分配或者说对财富积累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颐武：第一代都是艰苦创业，中国的第一代尤其具有传奇性，都是从草根、底层奋斗上来的，他们的财富积累历史充满了传奇和戏剧性，但是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有时候是浪漫化的，浪漫化造成了负面的效应。比如说他自己吃了很多苦，想我的下一代不能再受我的苦了，很简单比如说第二代学习好，出国读书，学的不好也能出国读书，出国读书是普遍的。实际上他们往往忽略了，其实他自己艰苦奋斗的历史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东西其实是对他的孩子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殷智贤：可是他们怎么往下传呢？他们现在传的主要是物质财富。

　　张颐武：对。孩子出国以后和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反差，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轻蔑感，觉得瞧不起给他们奋斗的人，觉得很土。其实出去以后除了消费之外，当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也有很多负面的因素。所以现在看，我觉得中国第一代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奋斗史里面的故事，那个力量有很大的传承性。你会发现美国的企业家第一代他们非常重视家族传统，就是我们的奋斗历史，他们觉得是很光荣的。中国由于我们做企业的时候，或者奋斗时候的历史有很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所以我们缺乏把自己生命的光荣感传给下一代，只是传给了钱。这个是很负面的，使得富二代的行事方式、跟人打交道的方式都有很多变化。穷二代其实也有这种状态，再穷的家里孩子也是家里最宝贵的，不像过去七八个孩子自然就长起来了，我7岁的时候就自己带钥匙上学，没有人管我。现在你会发现，家里再困难，最好的东西也是给孩子，家里再不容易，孩子也是宝宝，这种状态就使穷二代的承受力也发生了变化。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事态，都标志着中国劳动力状况在80、90后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种是好的，更尊重人，更关爱人生命的敏感性、使人的生活更美好、更积极，另一方面也表示出一个人经受大风大浪的能力更弱，承担自己愿望的能力更弱。

　　主持人殷智贤：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单一。

　　张颐武：他总是要求社会和政府解决问题，个体解决问题的愿望和能力都不足。

　　主持人殷智贤：我们小的时候经历过一些艰苦的岁月之后，遇到人生问题的时候你会积极地想办法，现在我们注意到一些年轻的孩子，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按照原来的方式走不通的话就放弃了。

　　张颐武：他认为走不通是社会对我不公平，或者是社会对我很坏，或者是那个人的爸爸是富爸爸，我的是穷爸爸，是社会不公平。你要客观的看到条件确实有不同，当然这种不同不应该达到扭曲社会公正的程度，这一点应该看到，我跟你不一样，但是我应该比你更强，比你更奋斗。我记得吴晗先生他上北大是农家子，那时候学校里面也有很多有钱人的家庭，但是他觉得我并不比你们差，因为我学得比你们好，能力比你们强，我要用3倍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力量我们现在好像很欠缺。虽然说社会不应该扭曲公正、公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自我奋斗永远是激励人向前的最重要的因素。要是没有自我奋斗，遇到困难走不通了只有抱怨父母不行、社会不行，社会没有给我支持、不公正。当然这些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我们社会有相当多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会发现抱怨里面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其实社会不公平也要靠你改变，你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你在把社会变得公平过程当中你也要贡献。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很大挑战。

　　主持人殷智贤：您谈到类似这样社会现象的时候，有些人对您的跟贴里面对您的观点有非议，觉得您好像为社会不公正开解，觉得您过分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觉得您是北大教授，没有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不能体会公正的重要性。我想说作为个人来讲，可能一生不止一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你在遇到不公正的时候是被它击垮还是继续站在这里？

　　张颐武：不是说在北京大学当老师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这是社会上的常态，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挫折感，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或者你觉得很难的，但是这是考验你的时候。社会会有不公正，对社会不公正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批评，我们让社会变得更公平这是毫无疑问的，给每个年轻人的环境变得更好。对社会提出要求是我们大家应尽的责任，让社会变得更好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也是对社会有责任、有要求的。但是我觉得在要求社会的同时也要要求自己，就是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主持人殷智贤：如果你希望社会改进的话，你可以自己做出例子，告诉他以什么样方式来改进。我们现在谈到80后的问题，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再增强一下自己的信心。

　　张颐武：因为有些情况，80后、90后年轻人觉得是很大挫折，但是我这样的人可能就觉得不是挫折了。比如说我硕士生刚毕业的时候留校任教，给我一个钥匙，我开门进去13平米的宿舍已经住了三个教师了，我没有任何的意见。那个环境不能说比现在的蚁族好。现在我看到蚁族的情况还是有一间房自己的世界，我们那时候是4个北大的老师一间房，我能说什么？我只能接受。但是你要努力，知道这个不会很久，因为你对自己有信心。一方面对社会要批评，对自己有信心，对社会也会有信心。社会虽然不公正，但是很多成功者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出来的，社会上你会发现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是少数，而且那些人后半生也会经历了非常大的磨难，这些人金钥匙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挫折、痛苦，这些都是人生常态。所以一方面如何对社会要求，不能说对社会有要求不对，但是另一方面对自己有要求更重要。

　　主持人殷智贤：我们继续谈财富转移的问题，我们看到比如像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捐出去了，建立了公益组织或者是慈善基金会，中国还很少听到富豪有这种安排，大部分是准备把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家业留给下一代。比尔•盖茨他们说为什么不给孩子留下巨额财富？第一这是社会公平，孩子的财富要从社会上得到，这样才是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他们要给孩子机会证明他们也是聪明能干的。可是这个观点跟中国家长不一样，中国家长认为辛苦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中国现在确实有很多富豪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如何让这些孩子对待来自于父母的财富，就变成了富一代生前要关注的问题了。如果父母在活着的时候不做遗产预先安排的话，孩子知道遗产可以继承，在您的研究里面，如果孩子知道他可能继承巨额财富的话，对这个孩子人生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是什么？

　　张颐武：西方有很多人也是知道自己有继承权的，这些人有一个好的地方，他们往往会做一些工作，有时候也做出成绩来，比如说玩出很大的成就。比如说人类很多偏门，很多自我发展、极限挑战的、冷门的学科、知识都是这些人发展的。比如说王世襄先生他是家里非常有钱的，他就发展自己的兴趣，对蛐蛐儿罐、鸽子哨什么的非常感兴趣，但是后来他成为专家了。在中国这种情况不是非常多，因为中国的富二代还没有成熟到，或者中国财富积累的过程还没有成熟到他们去从事这些工作。

　　主持人殷智贤：从事完全不功利的。

　　张颐武：很多欧洲的冷门学科都是富二代研究出来的。中国的情况跟这个不太一样，中国情况还是希望富二代能够子承父业，让家族企业长久发展，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不能说这不是合理的想法，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如果这种传承采取的是比较生硬的，一下子这些财产归你了，公司归你了，往往是守业守不住。

　　主持人殷智贤：往往也不见得是孩子真心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