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互联网上正刮着一股名叫“正义”的旋风。

　　《正义》(Justice)，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迈克尔·桑德尔(Mi chael J.Sandel )是这门政治哲学课的主讲教授。尽管与罗尔斯、麦金泰尔等一代学术大师相比，长相英俊、文质彬彬的桑德尔在哲学界实在算不上一流，然而这丝毫无碍于他享受一流大师的“待遇”——凭借极其出色的讲课能力，30年来已有14000名学生修读了他的哲学课。近年来，每学期选修该课的学生更是超过1000名，刷新了哈佛历史上听课人数的记录。去年，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正义》24堂课全程录制成12集教学片，视频搬上互联网后，立刻成了网络社区转载和点击的热点。

　　走进桑德尔的课堂，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被他“讲故事—诘问—反驳—再追问”的授课方式所牵引，经历一场如过山车般的思想荡涤——

　　牺牲1个人而挽救5个人，这样的做法值得么？

　　这是桑德尔课堂上流传最广的一连串案例：

　　【案例一】假设你开的有轨电车突然刹车失灵，可你却明明看到前方有5个工人在铁轨上工作，他们来不及撤离。眼看着5条生命就要被压为齑粉，你却同时注意到铁路有一个岔道，但那里也有1个来不及撤走的工人在工作。你的机车方向盘没有坏，只剩下两个选择：为救5人而杀1人，或因救1人而杀5人？

　　【案例二】现在你不是司机，而是一个桥上的旁观者，你的身边正好站着一个超级胖子。你目睹一辆有轨电车正失去控制，就要撞向前方轨道上的5个工人，而你所在的桥恰好横跨铁路。你发现，只要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挡住火车，那5人就可因此得救。你同样有两个选择：为救5人而杀1人，或什么也不做，目睹5人死去。哪个做法更符合正义呢？

　　(课堂讨论随案例火热展开)

　　金发女孩：如果有机会选择只撞死1人，那么撞死5个显然是不对的。

　　Andrew: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是在1和5之间做出选择，有轨电车失控了肯定会撞人，然后逼着你做出选择。但第二种情况，你有权利选择推或者不推胖子，这和你没有办法控制电车不撞人，是有区别的。

　　桑德尔：在第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觉得牺牲一个人是对的，为什么到了第二个情况则不是了？让我们换一种情况。

　　【案例三】现在你是一个急诊室医生，有6个病人同时送来。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有轨电车事故，其中5个人中度受伤，一个人严重受伤。你可以先照顾重伤病人，这样其他5人就死了；或者你先照顾其他5个人然后来抢救重伤病人，那么重伤病人会死去。你们有多少人会救5个中度受伤病人，而又有多少人会救1个重伤病人？

　　(听课学生中选择救5个病人的占多数，桑德尔换了一个新的故事情境)

　　【案例四】这一次你是一个外科医生，现在有5个病人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一个需要心脏，一个需要肺，一个需要肾脏，一个需要肝脏，第五个需要胰腺。但是你手里压根没有器官源。这时候你发现，隔壁房间有个健康的人来做身体检查，而且他在打瞌睡。你又有两个选择：为救5个病人而杀死来体检的人并取其器官；或者什么也不做，看着5个病人去死。

　　桑德尔：救5个人让一个健康的人死去，多少人会这么做呢？

　　(全场几乎没有一个学生举手)

　　二楼男孩：我想，我会看看这5个中度受伤的人中谁会先死，然后我就把他的器官拿出来去救其他的人。

　　桑德尔：这门课程，会让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变得不再熟悉。哲学不提供我们新的知识和事务，只是提供我们新的视角看待这些事务。

　　【背景】

　　一种行为是否正义、道德，最终应该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在这种被称为结果主义的流派中，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要属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功利主义理论。边沁相信，正义就是“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利益。” 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对立面，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I mmanuel Kant)坚守的绝对主义道德观，即认为道德有其绝对的原则，有一些明确的职责。一种行为是否应当，只和这个行为本身的性质有关，却和它所引发的后果无关。

　　“人吃人”在特定环境下发生，我们心安理得的底线在哪？

　　桑德尔的课上，一个真实的、发生在19世纪英国的案件，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

　　【案例五】1884年，一艘远洋轮船在海上遇难，船上的4个成员靠着一条救生船存活下来，它们分别是船长Dudley，两名船员Stephens和Brooks，以及17岁的孤儿Parker。

　　开头几天，船上还有两个罐头，没有水。他们先吃了其中一个罐头。中途他们逮到一只海龟并宰杀了它，还把龟壳用作容器来收集淡水，这使他们在未来数天得以生存。但是从第七天开始，再也没有收集到雨水。第十天左右，他们开启了剩下的那只罐头。第十五天时，小男孩Parker没有听劝阻喝了海水，他生病了。

　　这时，船员们提议抽签决定谁先死，以便能够让其他人吃食尸体活下去。这个提议刚开始没有结果，但到了第十八天，Parker昏迷了，船长Dudley继续提议抽签，Brooks拒绝了。晚上，Stephens说，Parker快死了，而自己和Dudley都还有妻儿等着回去。次日早上，Dudley和Stephens决定杀死Parker。Dudley做了一个祈祷，然后拿着小刀插进了Parker的颈静脉。

　　靠着Parker的肉体和血液，船员们撑着活下去。在杀死Parker的第四天早上，当船员们在“吃早餐”(Parker尸体)的时候，一艘路过的德国船只救起了这三个人。但回到英国后迎接他们的是法庭审判……

　　桑德尔：如果你是陪审团成员，你认为这些活着的船员是否有罪？

　　(现场学生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认为船员有罪的学生从人数上看，更多一些。)些。)

　　Markies：在情况危急的时候，你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说不定牺牲一个男孩挽救了那些船员后，他们回到社会会做出更多贡献，说不定以后还会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回报社会呢。

　　Redd：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把别人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Catharine：活下来的船长和船员都是有罪的；但是，如果船长和船员在杀死Parker之前征得他的同意，那么以后做的事情就不能算违法了。

　　桑德尔：为什么在这起吃人事件中，如果取得Parker本人同意，事情的性质就会呈现道德上的区别？船员们之前提议过要进行生死抽签，如果他们采取了抽签，且抽签的结果是轮到男孩Parker，那么船员们为了生存把他吃掉，是否就符合道义呢？

　　Matt：考虑船员是否犯罪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是否私下做出决定，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的更重要。但如果有抽签环节，大家都同意要牺牲一个人来救更多的人，那么这种做法在道义上就是允许的。

　　绿衣服女孩：我从始至终都是绝对主义者，人在饿着的时候也要考虑道德原则。唯一让我动摇的做法是抽签，但必须是抽中的那个人自杀，不涉及谋杀。

　　桑德尔：4个处于危难的船员中，Parker是个孤儿，他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没有人会惦记他。而其他3个都有妻子和儿女。后来的报纸上说，如果船员们不是出于关心家里的亲人，或许不会吃掉Parker。现在你们还认为他们吃人不对吗？出于增加集体幸福感的考虑，在Dudley &Stephens案件中，结合边沁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忽视小部分人的权益？

　　【背景】

　　在历史上，这起案件的最终结局是，审判中由于缺乏证人，Brooks被公认作为证人而免刑，Dudley和Stephens在英国女王亲自主持的判决下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

　　成本收益分析，如何使人的生命被贴上“价格的标签”？

　　为了测量功利主义理论的使用边界，桑德尔继续开始和同学们讲故事。

　　【案例六】在捷克共和国，有人提出要求政府增加吸烟者的消费税。一家叫Philip Morris的烟草公司，在捷克有庞大的生意，于是委托了一家公司做研究，就吸烟决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发现，如果鼓励公民抽烟，那么政府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一成本收益分析的过程是：如果政府鼓励更多公民吸烟，那么因吸引患病的人就会增加，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就要增多；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有收益，可以从销售卷烟产品中收取各种税收。不仅如此，那些因吸烟而早死的人，政府就不用支付他们医疗金、养老金，以及给老人的住房补贴等费用。

　　这个调查发现，如果鼓励公民抽烟，捷克政府的公共财政将有1.74亿美元的净收益。考虑到节省下来的医疗金、养老金和住房费用，对于那些因吸烟而早病死的人，政府从每个人身上可以节省超过1200美元。

　　桑德尔：Philip Morris公司在新闻界遭到了嘲笑，他们也因为这个无情的成本收益计算而道歉。你可能会说，功利主义在这里没有正确评估人的价值，以及那些因为肺癌而死亡的人的家属的损失。那么如何评估生命价值？来看看20世纪70年代发生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Pinto案件吧。

　　【案例七】Pinto是福特公司推向市场的一款小型车，当时十分受欢迎，但它的油箱设计却有缺陷：油箱被设计在车的背后，一旦被后面的车撞到，发生追尾事故，Pinto很容易爆炸。后来，确实有不少人因驾驶Pinto而在追尾事故中被炸死，还有一些人严重受伤。于是福特公司被告上法院。结果却发现，福特公司早就知道Pinto在油箱设计上有问题，公司还专门做过一项成本收益分析，以决定是否要为Pinto车的油箱设置一个特殊的挡板，从而防止油箱爆炸。

　　福特公司发现，Pinto车上每增加一个零件，成本就要增加11美金。如果这么做，总计1250万辆车，共要花费1.37亿美金才能让这款车更安全。不过他们还计算了另一种情况：用这笔钱去设计一部更加安全的车，而对于Pinto车发生事故，假设造成死亡180个人，每个死者可分到20万美金赔偿；还有180人受伤，每人赔偿6万美金；再加上公司需要更换2000辆车，每辆700美金的维修费用，全部费用加起来，仅4950万美金。

　　根据这份成本收益分析，福特公司最终决定，不为Pinto车的油箱安装保护装置。

　　桑德尔：福特公司引入了对生命价值的评估，这里有谁想针对这一明显的反例来继续捍卫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或者你们认为这一反例已经完全摧毁了功利主义计算？

　　Julie：和前面的情况一样，福特公司对人的生命赋予以美元为单位的价值，没考虑到家属的痛苦和损失。

　　Voytek：(赔偿金额)要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我想这个金额应该是200万美元吧。(这个观点引来哄堂大笑)

　　Raul:如果福特和其他公司没有做成本效益分析，他们最终会歇业，因为公司将无法赢利，从而导致数百万的人无法开着汽车去上班，没钱购买餐桌上的食物，没钱喂养孩子。如果不利用成本效益分析理论，我们将会牺牲掉更多人的利益。

　　桑德尔：我们谈过的任何案件，例如海难事件中被吃掉的那个男孩，他是案件中的少数群体、生存希望最小的一个，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自然而然就获得了吃他的权力，而给多数群体活下去的机会。那么，是否有某些权利是少数群体所拥有的、不该被用来求得效用最大化而权衡、放弃的呢？

　　【背景】

　　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公平、正义，只要把施行这项政策的所有好处(收益)加起来，再减去所有的坏处(成本)，看看是否得到了最大值。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会遇到难题：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定个价？是不是人的所有快乐与痛苦，都能找到一个统一的度量单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衡量收益与成本，才能比较“效用”的大小。

　　功利主义者的终极问题：将死之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

　　沿着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走下去，桑德尔不忘和学生们分享边沁这位哲学家的终极问题——他如何在自己行将离世之时，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案例八】边沁于1832年去世，享年85岁。如果现在你去伦敦，仍然可以拜访他。按照边沁的遗愿，他的尸体被保藏并展示于伦敦大学。他至今仍待在大学的一个玻璃橱窗里，蜡制头像，身穿当时的服装。在边沁死之前，他留给自己的是一个关于功利主义的问题：一个死人对社会还能产生什么效用？他说，一种用处就是把尸体捐到解剖学的研究中去；然而对于一个伟大哲学家来说，更好的效用就是保留他当时的容貌以激励后代的学者们。

　　【背景】

　　继边沁之后，哲学家们对于正义的追逐，并没有停步。约翰·罗尔斯(JohnRawl s)开启了一个著名论调：正义不单单指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它毋宁是一个关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

　　当然，还有第三种正义观，正义不是人们福祉的最大化，也不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追寻美德”的社会中，这样将促使权利。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追寻美德”的社会中，这样将促使人们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阿拉斯代尔·查莫斯·麦金泰尔(AlasdairChalmers MacIntyre)便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徐英瑾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