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四月份，北京等城市的家长们都很关注一个问题：今年的小升初政策，有什么变化吗？类似的疑问还很多：比如说中考政策有变化吗？甚至上好一点儿的小学、上好一点儿的幼儿园，都成了敏感和热门话题。

　　这也预示着一场场择校大战即将拉开帷幕，或者说它一直就在进行着且愈演愈烈。这其中，有家长的无奈与孩子的疲惫，也有一些机构对利益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

　　“重点学校”曾经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改革和发展当中，起到相当重要作用的一种学校类型。但是教育发展到今天，“重点学校”却越来越演变成一个体制和管理上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它是不是影响了整个教育的发展？是不是影响了义务教育均衡化？在学术界，在实践领域，大家一直在探讨。在目前制订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当中，也是一个讨论比较多的问题。

　　3月25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等机构联合主办的“‘重点学校’该不该取消——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改革路径探索”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教育研究者、教育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就“择校热”这个备受关注的教育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 怪象：“就近”入学为何也要掏择校费？

　　“义务教育不是‘就近’入学吗？怎么在我住的那儿就不是呢？”记者的一位同事谈起自己孩子上小学的经历，就连声质疑，“那所学校离我们家也就200米，可划片愣是没把我们院子划进去。学校说了，要上也行，先掏3万赞助费！”

　　据这位同事说，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可以，属于家长们心中的“重点学校”，自然也就成了一个“香饽饽”。

　　对于类似的情况，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一个班招45个学生，现在40个学生是正常招生，把那5个拿出来要收费，就好像把一扇猪肉切下一块来单卖一个价钱，这一块你得先交3万，然后咱们再说同等交费。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逻辑，但是这样一个逻辑已存在了多年。

　　王晋堂说，这个现象开始是在高中，针对择校热“官方药方”开出的是“三限生”：所谓“三限生”，是指按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录取的学生。这些学生离正式录取的分数线还差了几分，因此享受三限政策。“三限生”是高中学校招生计划中的一部分，分数在计划线下30分内，按一定比例录取，进校时收取一定费用。填志愿是在第一批。这就给收择校费开了一个口子。另外它传染，以致于延伸到义务教育阶段，现在小学一些好学校择校，初中一些好学校择校也仿效高中。有些学校还不止三万，六万，八万，十二万，还有更多的。所以目前的择校热就让“免费”政策，演变成了“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的怪现象。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赵连根处长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取消就近入学原则，是救了义务教育一命，还应好好完善。他说，医改在改革过程当中取消了转诊制度，老百姓拿着医保卡可以在各个医院就医，实际上就是把公共医疗跟选择医疗的关系混淆了，现在要把它改过来是很困难的。

　　■ 困惑：《义务教育法》为何难禁“重点学校”？

　　据《新京报》报道，今年小升初政策将在四月上旬出台，部分区县表示今年仍将沿用去年的“推荐派位”方式。即对小学阶段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推荐入学，对推优学生先进行一次电脑小派位，之后再进行全区大派位。另外，小升初升学方式还将包括文体科技特长生、划片派位、共建生等多种途径。

　　对于共建生、推荐生等等，王晋堂认为这是都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义务教育阶段把学生分成两种，推荐生和非推荐生，既不科学，同时违法，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你根据什么把学生分成两种？”

　　他认为，择生和择校，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容许择生就是保护校际间差距，就是保护重点校体制，就是维护择校。

　　《义务教育法》第22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但实际上从2006年9月1号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到今天，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取消，只不过有些是挂牌的“重点学校”，有些是大家心目中的“重点学校”。

　　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认为：如果政府提供的东西不平衡，那一定要有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有能力，我挣的钱多，没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则，但教育不是这个规则，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不适用市场经济。

　　“教育公平的问题是我特别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和北京市教委说过，只要北京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不得到有效解决，我会一直提出提案，盯死不放。”刘凝介绍说，他已经连续两年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解决择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的提案。刘凝表示，解决义务教育的“择校热”问题，必须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的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才能使公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成为真正“均衡”的教育。

　　■ 质疑：取消重点学校就是抑制“特色教育”？

　　关于择校热产生的原因，一些人说是供求矛盾：短缺的优势教育资源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的优势教育资源比10年、15年以前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而我们的学龄人口比10年、15年以前大大降低了，怎么能够说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除了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原因外，显然有特定的制度性原因，即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我们为用倾斜的方式打造少数的名牌学校，人为地制造学校差距。”

　　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还指出：除了楼房、操场、试验设备这些硬件外，更重要的是重点学校集中了大量的“好校长、好师资”这样的软件，这才是使得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的关键所在。

　　有一种观点认为，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比如师资、文化氛围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取消重点校的话，势必会让学校趋同化，从而使特色学校减少。对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峡则认为，重点校和特色校不能混为一谈，很多人说，办重点校就是办特色校，实际上不是。重点校可以有特色，非重点校也可以办出特色来。只是重点校在投资上、在资源配备上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它占据了更多纳税人的钱，促进这样所谓一些学校的特色建设，客观上就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均衡发展，这本身是不合理的。

　　而提到“特色教育”，北京市崇文小学校长白淑兰也有话要说。她认为，去年温总理在接见优秀教师代表的时候，曾谈到教育必须办有特色，但这个特色应该是适合每个孩子的教育。所以说均衡发展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求学校里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发展。

　　■ 追问：择校与教育腐败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最近，广西大学附中出了一个教育腐败窝案，学校校长以及副校长全部被判了刑，奇怪的是，案子中所有家长的钱都是自愿交的，甚至校长和副校长都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那么，教育不公和教育腐败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峡以一个家长的身份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也交过择校费，那个条款是学校早就拟好了的，说是‘自愿捐助’，家长都是被迫签的，谈何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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